2011年的冬天，我在山东淄博工作。一天晚上，我走在去超市的路上，突然一个不大的声音说道：“小伙子，能不能给我们点儿钱？”我停下脚步，是三个民工模样的中年男人。说话的人接着说：“我们仨从菏泽来淄博干活儿，活儿没干成钱花完了，一天没吃东西了，实在太饿了。”我本能的反应是拒绝，出门在外高度的戒备心让我脱口而出“没钱……”但就那一刹那，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我接着说：“我带你们去附近的饭馆吃饭吧！”他们连声说：“好好好，谢谢谢谢！”我带他们到路边的小饭馆，要了三碗米饭三个菜一个汤，把钱付了我就走了。半小时后返程的路上，我特意又折回那个小饭馆，悄悄的站在门口看了下，他们仨还在，饭菜已扫荡干净……这件事，我跟同学跟同事都提过，大家看法不一。
2009年，父亲同十多个老乡一起到上海干活，到了上海活儿出问题干不了了。父亲出远门习惯性只带几百元钱，在他的思维里他是要出去挣钱而不是花钱。几百元去掉去程路费，也就够吃几天饭的。活儿扑了个空，就意味着将会面临弹尽粮绝。在上海待了一周确定没有活儿干，父亲只好找其他老乡东拼西揍弄齐了路费，买了回老家的大巴票。这件事是后来父亲无意间说起的。我听到鼻子一酸，父亲说，上海全是高楼大厦，他们根本找不到北，有一次出门想坐地铁，十多个人愣是没一个会坐的，最后放弃掉。听到这里，作为他所谓的上过大学见过世面的儿子，我觉得好愧疚，但嘴上还是埋怨道：“你不是有我电话嘛，咋不给我打个电话呢，我上海有同学，我可以让他去给你们带些钱去啊！”父亲尴尬地笑着说：“你专心上学就行，我们有办法，那么些人呢！”那一刻，我的内心是酸涩的。我的话听起来是多么冠冕堂皇，实则不堪一击，那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聊以慰藉的借口罢了。
我的父亲，从事建筑行业已经将近四十年了，不过他不是工程师，不是建筑家，也不是包工头，而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与砖块打交道近四十年的建筑工人。正是基于这件事，有了开头那一幕。我想我的父亲当时应该也是如此窘迫和无奈吧。
在我的老家河南省南阳市，一个典型的中部三线城市，父亲这辈人，建筑工是最司空见惯的行当，80%的家庭靠男主人从事建筑工维持生计。建筑工分为大工和小工，大工就是砌墙垒墙的，属于技术工种，小工就是给大工做辅助工作的，干些滤沙和水泥递砖块等工作。父亲干了两年小工，每天是一元钱工钱：早上四五点钟就出发骑着二八大梁自行车两小时到二十公里外的南阳城区，中午的午饭就是一个早上从家带的馒头，不，说是窝头更为贴切，晚上再在黑暗中骑着自行车回家，周而复始。1978年，父亲22岁，立志要干大工。那个年头，大工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学大工是要拜师的。爷爷和父亲找熟人托关系送烟给老师傅，最终才得以成行。父亲有天赋，学得快，墙垒的叫一个漂亮，笔直光滑棱角分明，冷冰冰的砖块水泥沙子，经过他的双手，成了一面面工整的墙，又成了一幢幢林立的高楼。
从1980年到2016年，36年，父亲和他的伙计们，走遍老家南阳城的每一块儿方寸土地，也走过北京、上海、南京、深圳、苏州、郑州、包头等全国各地的城市，变化的城市变幻的时光，不变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砌墙垒墙。在瓦刀的上下翻飞中，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片片破败荒芜变得现代摩登，一个个城市日新月异。而父亲和他的老伙计们，则在寻常的劳作中青春消逝早生华发，他们老了。今天，老家我的同龄人中，已经再没有人愿意接过父辈手中的瓦刀。因为那是没有出息的表现，那是又脏又累又没有尊严的低端职业，那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爬高上低的行业……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也回避父亲的职业，为什么我的父亲不是建筑家不是企业家不是什么家？后来看到一部电影《寿司之神》，我突然反问自己，我的父亲何尝不是电影中的小野二郎？他何尝不是大家？他是砖家！今天，我对父辈的职业只有敬意。我从父亲身上看到了匠人精神：几十年如一日的劳作，手工日益精进，心平气和，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我们眼中的砖块、墙、楼，除了是建筑，还是他们眼中的艺术品。不错，他们是身体力行的泥巴匠人；他们是千千万万中国最基层最普通家庭的顶梁柱；他们是每一座繁华都市、每一栋高楼大厦深埋地下的基石。如今，父辈这样的砖家已经被时代淘汰，但今天，在这里，我仍然要为他们发声：他们是中国6000万建筑工人，他们是火车站汽车站扛着大包小包的粗人，他们是游走在城市边缘和你我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他们是被嫌弃被白眼的隐形人！同时，他们是吃糠咽菜一砖一瓦建设新中国的人，他们是用满是老茧的双手披荆斩棘的人，他们是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一辈子奉献的人！他们是崛起的中国背后“看不见的人”！坚忍、忘我、奉献和牺牲，是他们这个群体，注定的使命。那些英雄和英雄的故事与他们无关。
我的父亲出生于1956年，今年61周岁整，今天他还在一线战斗，他说他要干到干不动活的那一天。谨以此篇文章献给我远在千里之外一生辛劳的父亲，也献给千千万万的中国的基石和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