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制的设置，《宋史·职官志》中有一段说的很精辟：
官制系统设置之初，都是出于善意，让官职成为社稷“名器”，发挥其应有作用。既能使世戚勋旧（皇亲国戚以及开国功臣等）满意，又能让任事者得其位，最重要的是，无论怎么变化，这一切都在皇帝掌控之内。然而，问题也出在这里，怎么维持这种平衡？
其初立法之意未尝不善，盖欲以名器事功甄别能否，又使不肖者绝年劳序迁之觊觎。而世戚勋旧之家，宠之以禄，而不责以猷为。其居位任事者，不限资格，使得自竭其所长，以为治效。且黜陟进退之际，权归于上，而有司若不得预。殊不知名实混殽，品秩贸乱之弊，亦起于是矣。
在政治制度上，对比汉唐甚至明朝，宋代基本没什么积极的建树，宋承唐制，也只是大框架，其实细细一看，几乎不怎么相同，甚至是有意识地模糊边界，从而达到加强赵宋官家认为的强化皇权，防止不臣的作用，但后来看来，这些反而严重阻碍了其国祚运数。
其权力架构、职官设置以及其中各方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大概了解，这样或许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彼时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之间的纠葛所在。
宋朝职官的设置，一言以蔽之，乱而无章。或是有意为之。
首先，理论上的最高职位，三师与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因为偏于荣誉职位，所以不常设，这个很容易理解。例如东汉的袁绍号称“四世三公”，讲的就是袁家祖上有多人担任“三公”的职位，所以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但在东汉时，这些职位就已经没有实权，位高而权不重，所以更多代表的是一种荣誉称号。
接着是中央政府，也就是理论上的以丞相为首的官员集团。宋朝沿袭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但是做了调整。三省（中书、门下、尚书省）的长官并不是像唐朝那样担任宰相的职位，而是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且并无固定人员。他们的办公机构叫中书禁中（也叫中书门下，要与中书省和门下省区别开来，完全不同的概念）设在禁内，又被称为政事堂，单独取旨，与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对掌大政，它们合称“两府”。这种设置，也就意味着三省不再预闻政府之最高命令（无宰相之名与实），而降格为单纯的执行机构。枢密院负责军事，因为宰相不管军事，所以枢密院长官也只是有着名义上的宰相之位（称为“使相”）。宋朝正职宰相的正式官名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听起来还挺拗口，还设置了多名副职“参知政事”（跟今天政府架构类似，一名正职，配多名副职）。我们熟知的一些名臣都是担任参知政事后主持的改革，例如范仲淹、富弼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所以，这里就会有疑问，为什么副宰相能主持这么重大的事呢？当然，简单概括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相权分散，没有人能独掌大权；另一个就是皇帝的支持，这在封建王朝尤为重要。
再看看中央机构的职责吧，说实话，亨特君并没有理清楚，因为真的有点让人摸不清头脑，不信请看：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由多人担任，无定员，枢密使（军事长官）、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财政）使，又分别分割了宰相的军、政、财权。中书省掌管册文、覆奏、考帐，简单而言，就是皇帝的秘书性质，负责政令发布等文书工作；门下省更多偏向于接收中书下达的政令，加以审核，然后负责加宝印，还享有覆驳权；尚书省主要是施行制命，另外承担考核百官赏罚，六曹（其实就是六部）就在其下；三省外的职能部门，就更乱了。《职官志》中记述：“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这个就有意思了，意思是说各部门都有，但是人嘛，看情况吧，不设定员，也没有专职人员，大家都兼职干干（“冗官”呀，不就是从这里来的么）。那么机构该怎么运行呢？很简单，各部门，如六曹（即六部）、二十四司（各职能部门），大多都是正部堂官不管本部门的事，而由其他部门长官来兼职，除非是皇帝亲自下的命令，不得已本部长官才会亲自管理本部的事，就这样，谈何处理政务呀。各部长官（正部级）、侍郎（副部级）、给事（厅局级）都不在本部省领职，谏议大夫（言官，属于监察部门）不需要谏言，记录皇帝起居的（皇帝贴身秘书）也不用写起居注。各部各司的郎官、员外（局级干部、科级干部等）都是知道自己当的什么官，但不知道自己的职责。理解为什么亨特君一个头两个大了吧。
问，那怎么机构怎么运行呢？朝廷自有一番考量。我不是设置了官、职、差遣么。官是用来讲排位和发工资，很好理解，我是丞相，我居于高位，工资待遇就高；职是职责，主要是安排科举考试上来的人，所谓以“待文学之选”，主要有这些职位，如馆、阁、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等；差遣嘛，那就是跑腿干事的实际职务了，也称为“职事官”，相当于临时安排，对事负责，但未必“名正言顺”，差遣职务名称前通常带有“判、知、同、提举、提点、管勾”等字，看到这些字眼是不是就知道讲宋代的电视剧中一些官名的由来了。除了上面的，还有阶、勋、爵的分类，所谓“阶”，就是官阶，我的位置高，官阶也就相应高，至于“勋”、“爵”，顾名思义，是对功臣、勋贵的，荣誉性较强，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行动也能看出来，我赵官家给你荣华富贵，但是你要让渡权利出来才行。
这种安排之下，官员们心里就有数了：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对于不同目的的人，各取所需，想要名声的就努力进台阁（阁老、相位），升不升官不要紧，那是虚名，最实际的就是“差遣”的职位，握有实权呀，勋、爵这些荣誉职位，一般人也轮不到。上面的算是京官的安排，那么地方官呢？也有说道。宋朝统治者吸取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地方尾大不掉，几乎不受中央控制，所以不再以武人治理地方，而是派遣文臣管理（自宋朝始，文官地位高于武官），称为知州，通判是副职，而这些地方官呢，一般又让中央的职事官（就是上面所说的“文学之选”）外补，估计是在中央没啥事，就到下面历练历练吧。但这种临时性质的任命，也给地方带来诸多问题，人浮于事，尸位素餐都是小菜一碟。
单独看看财政，有人可能会说，财政还用说嘛，唐朝三省六部制，六部在三省之下，肯定在三省管辖之内。若是如此，还真小看赵宋官家了。宋代的财政大权掌握在三个司，最高长官叫“使”，
三司中第一是户部司，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榷酒、工作、衣储之事，以供邦国之用；第二盐铁司，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以资邦国之用；第三是度支司，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
三司独立于相权，《职官志》中评价他们“位亚执政，目为计相”，也算分了相权的一部分，管“钱袋子”，地位自然不同于一般。在隋唐，司是属于尚书省六部下面的二级机构，接受六部尚书的领导（即直属于宰相）。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王安石为推行变法，要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要宰相重新掌握财政大权。没有财政大权的宰相，办起事来怎么会有底气呢？
实际上，对于官制的混乱，一直困扰着后世的皇帝，所以，每代皇帝都会有一些修改，或者改变下名称，扩大或缩小官职的职权，力图明晰权责，其中以神宗年间的“元丰改制”最为有名，这也是为了适应王安石变法的需要。但，这种不改变本质的修修补补，也因为牵动过多，结果注定是如其变法一样，昙花一现，不能挽回局面。
究其本源，很大程度上出于宋初皇室在自卑的私心。大家知道其实宋的天下，来位不正，欺负后周孤儿寡母，通过黄袍加身，赵匡胤就从殿前都检点（皇帝禁卫军最高指挥）一跃成为皇帝。他怕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毕竟五代时期，混乱如斯，在设置政府制度时，就采取多重制衡而又复杂的制度，让下面的人无法独揽权力。
综上来看，大家也就能理解北宋官制为什么这么混乱了。大家都摸不着头脑，让你们有职无衔，有权无职，有衔无权，最终权力收归于皇帝。一时可能还凑合，但实行到后来，问题越来越多，积弊过重，必然会引发改革，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范仲淹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但可惜的是，均已失败告终。
笔者注：钱穆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论述宋朝三省与宰相时，有个错误，我推测老先生是误解了《宋史·职官志》中所述“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这句话，将中书禁中认为就是中书省，其实不然，中书禁中是指“中书门下”，与中书省是不同的，前者是宰相机构，而后者是三省之一。当然，也不能怪钱穆先生，元代人脱脱编的《宋史》虽然体量很大，但纰漏不少。钱穆先生理解失误应该是因为前面那句话“又别置中书禁中”前面一句话“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只提到了两省，而漏掉中书省。但是对照后面详细叙述宰相之职和三省机构的时候，就能发现出问题来。
参考资料：
1. 《宋史·职官志》
2.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3. 大宋朝朝廷政制，http://www.doc88.com/p-6971784736775.html 道客巴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