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东家”三个字，令我想到了我从未谋面的外公，他叫薛庭壁，出生于1895年。

      晚年的外婆回忆起初见外公的情形。那时，她在一条小溪边洗着衣服，溪对面远远来了两个人——媒婆身后跟了个瘦高的男人，长袍马褂，礼帽手杖。外婆知道是媒婆带人来相看自己，胡乱收拾下湿衣服就慌着走了，也顾不上捞被溪水冲走的棒槌。

       礼帽、长袍、马褂、金色的怀表、镶着碧玉的拐杖。。。外公留给我一个模糊的影子。

       在外婆的描述中，外公是个很有胆识机警且能干的生意人。他常常去往汉口做生意，赚了钱也不会像同乡的生意人一样去四处挥霍赌博，而是回到家乡广置田产，庭院。到了1942年前后，外公正当年富力强，在那样的乱世里已拥有一份相当殷实的家业了：有阔深的大院，良田数顷，家丁数名，长短枪数支，油铺若干号。

        彼时，就像影片《温故1942》中所展示，我的家乡河南遭受着天灾战祸。只不过由于我老家所处地属伏牛山脉支脉，旱情没有豫北地区那样严重，尽管如此，人们的生活也是异常艰辛。虽三餐不继，只要有一点法子可以生存，谁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家。

        能吃的越来越少，土匪们也偶尔夜间外出闹腾觅食。某天深夜外公被家丁的拍门声惊醒，说是粮库逮到了两名土匪。匆忙间外公赶到了粮库，家丁们正闹哄哄嚷嚷着要怎么收拾，在忽明忽灭的火把光下，两名可怜人正蹲在地上瑟瑟发抖。外公认出了是邻村的两个兄弟，叹了口气令放了他俩。家丁们不解：”东家，不收拾他俩，那帮人觉得好说话还会来的。”外公说：“都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逼到绝路上谁会去当土匪？！也都是为了吃口饭不饿死。”说罢就命人把吓坏了的两人扶起来，每人给了一袋面送出寨门了。

       寨里每天都会涌入许多面黄肌瘦的陌生乞丐，都是从外乡来的逃荒人，外公的大院里装满了避难的亲戚们和外乡的乞丐。直到有一天，大家真正起了惊慌：蝗虫来了！

       蝗虫群从东而来，黑压压的，铺天盖地，迅速席卷了树林，田野，发出“刷刷”“嘘嘘”的怪声。蝗虫肆虐后，已经绿了的麦苗只剩了光秃秃的茬茬，树上再找不到一片树叶。外婆说，蝗虫怎么那么多啊，我看不见天，天都成黑色的了。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蝗虫是日本人的影像，都是穿着黄突突的皮，都是来成群结队害人的。。。

        蝗虫过后，收到消息，日本人在来的路上了。寨里慌成了一团，外公主张大家迅速收拾下简单家当，天黑前出发到不远的深山里去避避，外公的堂弟则不以为然：日本人也是人，只要举白旗表示友好，谅他们也不会那么不通人性吧？！外公劝不动。果然，夜幕降临，日本人来至寨外。此时外公一行已经走隐蔽小路到达山里躲下了，因放心不下堂弟，潜回寨门附近，远远看见堂弟领着几个人张着火把大开寨门口中喊着：欢迎，欢迎！日本人呜里哇啦一通话过去就给了一刺刀，堂弟没叫一声就毙命了。

         至今，我的家乡还留有习俗，每年的清明节一个叫鲁王冢的地方都会有场庙会，除了许多卖吃的玩的档口，还同时有几班子豫剧大戏竞相上演，小孩子们只道是传统的节日去天真热闹。外婆说，那一年，外公他们在山里一躲就是几个月。那几个月里，日本人杀了很多留守在寨里的和邻村的人，然后拖到鲁王冢掩埋。从那一年开始，有了鲁王冢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庙会。

      像蝗虫群一样，日本人汹汹而来汹汹而去。劫后，活下来的人们还要继续想办法活下去。

        我童年时常被送到外婆家里玩。那是个精致的小院子，院子角落是个池塘，池塘一侧耸立着假山，假山旁边种着一株红彤彤的石榴。我问外婆：“你们一直住这儿么？”外婆说：不是的，这里是管家的家，解放后政府让住这的。”我问：“那你们以前住哪儿？”外婆指了指门口不远的一所小学。气派的大院，青砖绿瓦，里面正传来稚嫩的读书声。

         解放了！当年和外公一起在外谋事的那个爱赌的富户乡邻，输光了房院田产，却因祸得福。外公的房院田产却为他招来了无尽的麻烦和羞辱，还波及了我50后生人的妈妈。

       妈妈说她有记忆的时候，外公已经老了，但腰一点也不弯，常常笑着，极少说话。

        笑着沉默，外公度过了人生最后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