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记录自己的教师之路
和我二十多岁无比尴尬的现状
1.
我是一名乡村女教师，也是一名90后师范生。
遥想当年，我也算是曾经的伪学霸，以全县统考前十五，中考毕业七科全A的成绩考取了湖南一师，成为了一名免费师范生。在2010年的那个暑假和本地教育局签订了所谓的“卖身契”。
中学毕业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教师，在这条路上我一直是曲折前行的，经历过许多挣扎才造就了今日意料之外的人生。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从不安分，中学没毕业就想好了高中的去处。我记得中考毕业前填报考志愿，尖子生是可以有“提前批”报考的。那时的我能被学校保送县三中重点班，但我嫌小县城待久了不好玩儿，一心想着要去郴州读，所以才那么努力。就是在这个岔路口，我的人生和理想有了第一次分道扬镳。
我把“提前批”报考的事情告诉了家人，报考的范围是“市一中”和“湖南一师”，我特别自豪地告诉他们我想好了要去市里读高中。就在这个档口，父亲听说了湖南一师招收免费师范生的事情——学费全免，县里委培，签订合同毕业后回乡任教八年，直接入编。
在父亲眼里这些条件被成功解读为三个字——铁饭碗。
多好的机会。
结合我当时的现实背景，初三这年由于一次病毒感染引起的感冒没有被我重视，导致我落下了扁桃体炎咽喉炎病症且时不时复发，让我突然成为了班上“病秧子”，那会儿人小不懂事，就在乡下诊所听医生的每次复发都吊水，我的免疫力直线下降，身体素质在这一年掉下来了。家人认为这样子的我不适合上高中，压力甚大将来未必能考得上像一师这样的好学校。加之我家还有一个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成绩还不错，万一两姐弟同时上高中大学会让农村家庭“剥一层皮”。而且所有长辈们都认为“女孩儿读那么多书干嘛当老师声誉极好”。就这样，全家发起了一场“劝我读师范”的家庭运动，所有家人聚餐的时刻几乎都在讨论我的这件事。
于是乎，经过综合考虑，最终一向乖乖女的我遵从了长辈们的想法乖乖地报考了免费师范生。
考免师程序复杂，在经过中考成绩筛选之后进入复试，复试后面试。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悄悄耍了滑头，这是我父母所不知的。复试前一晚睡宾馆我没注意，对着空调吹了一宿，第二天居然感冒了。考场上鼻涕不止头晕脑胀，我决定放弃。所以当时二十多页的试题我是凭直觉迅速填完的，之后睡完了全程。面试过程一无所长于是唱了一首跑调的《樱花草》。我以为这样子胡乱应付的复试我怎么都不会通过的，等成绩的那些日子天天在家嚷嚷着让父亲带我去高中报到。
可是就在限定日期最后一天的下午三点，父亲还是接到了教育局的电话，我考上了。当时全家十分高兴，连父亲骑的摩托车都有欢呼的声音，只有我内心波澜不动，告诉自己这是天意。
2.
去一师报到我们家没有提前买票，农民父母哪懂这些。我们只买到了凌晨三点的火车票，到长沙刚好天亮。我深刻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我第一次进省城。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入睡，从晚饭后就在火车站候车室等待，直到火车到达。那个漫长的夜晚，父母带着我，我带着空瘪的行李箱。那年，我十六岁，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读书，心无所寄。全寝就我的行李箱最空，除了四五套夏装和两三套秋装，什么都没带，我嫌重。从来自由随心的我，从那时候就有了明显的性格特征。
父母帮我办理了入学手续，我们吃了一个比较晚的中饭，父亲告诉我他们要回去了。我如鲠在喉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说出口，因为我知道给我报到的这段时间父亲最忙，必须要回家为生活奔波。就这样，我被父母放在长沙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求学之路。
在新环境的第一个月都是难熬的，从初中一脚跨进大学，我成为长辈眼里的荣光，也进入了一个艰难的适应期。
大学的一切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而我又是个慢热不主动的人，鲜少主动和同学说话或者去熟络新同学。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过着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校园生活。我适应不了大学课表，玩惯题海战术的我，学习生活突然轻松得不像话，感觉上下学根本不用带脑子，常有上午空两节没课或者一下午没课的时候。空出来的课我不知道要干嘛，经常一个人窝寝室里发呆或者玩手机，索然无味。一时之间我陷入了高度迷茫的状态，对这个本就是被动选择的地方产生了更多排斥感。
我努力地去改变自己所讨厌的现状，积极参加了学校的学生会部门，给自己找事做。我报名参与了学习部和青年志愿者协会并被录用，在这认识了许多学姐和新朋友，相当于给自己也找了新工作，因为我终于可以在一些无聊的时间去值班做检查了。
可是好景不长，正当我想对大学生活燃起希望之火的时候，更悲剧的事情也在我身上发生。
在一师的第二个学期，我记得是出菠萝的季节，也就差不多现在这个时间段，我脸上突然长了一些不知名的小水泡，又痒又红。先到校医务室后到附近医院就医，医生告诉我是对某些东西过敏，我以为小问题吃点药就好了。可是遵医嘱治疗前后花了大半个月居然没治好这小玩意儿。后来它迅速地发展，殃及唇部唇周，总是长水泡，结痂，周而复始。恶化更严重影响了大半张脸，我以为自己要毁容了。我赶紧请假去了附近的大医院，医生说是疱疹，然后具体原因含糊其辞我也记不太清楚，反正结果就是我去就诊的长沙市三医院、中心医院以及皮肤专科治疗的中山医院，给我不知挂过多少水，做过多少光疗、雾疗都无济于事，只能暂时控制我的病情，没能让它根治。
这段艰难阴暗不忍回看的时光大概只有我的大学同学最清楚。
后来一次复发得很严重的时候，孤身在外的我再也受不了独自进医院的生活，一个电话打到家哭着跟妈妈说我不读书了，要他们赶紧来接我回家。然后我找到了辅导员张凤老师，跟他提出我要休学治病的请求。那时的我就跟现在青春期的小盆友一样，一心想休学，休学不成就执意退学。感谢的是，张老师那晚跟我聊了一小时，承诺我假可以随便请，安心治病，这才说服我打消了退学的念头。
电话里听我说得急，我妈第二天就匆匆赶来了，看我病得不成人样，妈妈说她也很心疼。皮肤病这东西，说大不大，但长期影响人的容貌对十七岁的我来说无疑是巨沉重的打击，我相当于一直生活在阴暗的乌云之下，常以泪洗面不敢面对任何人，戴着口罩上下学连打饭都让室友代劳。
妈妈立即带我去了湘雅，凌晨排队挂到了皮肤科专家号。我清楚地记得湘雅的专家挂号费一次五十，贵得让我惊叹。给我就诊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医生，他倒是能给我的病情详细地说个所以然，大概意思就是我这是病毒感染两种病碰巧患到同一处了所以才那么难治疗，因为一直没有对症下药，前面的医生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至于除疱疹外还有个啥玩意儿我至今都没再想起来过。我问老医生病因是什么，他说得挺复杂，总之就跟我抵抗力差相关。此刻我唯一能想到的病毒来源就大学寝室，负三层地下室。之后班上其他同学也多有不适，全班联名上书要求学院帮我们换寝室，住上了地面一楼。地下室真不应该再作为寝室给学生住，这是我对一师唯一不满的地方。
后来病情慢慢在好转，也曾再次反复过，影响我过年的心情，我妈仍带我各处求医。她还带我去试过求神婆，给我咿咿歪歪地念咒语画符让我喝过一碗放了糯米香灰和不知名东西的神水，那道符我至今还随身带着;也在郴州市人民医院治疗多次。慢慢地我也不知道在什么时间段用的什么药，就这样好了。
长达一年多的治疗时间，我基本麻木。在我看来，这大概就是天降横祸在苦我心志。
3.
病愈之后我已经搬来新校区了，又是面临一个新环境，冗长的适应期，幸好同学已是老同学。
一师新校区比老校区大多了，形形色色的活动也多。经过这么漫长的一段病患期，一年多不跟同班同学以外的人来往，我俨然成为了另一个人，我自卑，胆小，被动，毫无生气。在这边的学生会社团轰轰烈烈招新时，丝毫不为所动，直到所有室友都找了属意的地方，我才在招新最后一天去校心育部面试。因为当时我对心育部也有误解，认为那是可以帮助我治疗心理疾病的地方，我认为自己心理不健康了。
也庆幸我当时选择进了这样一个部门，超有爱的集体。在充分了解它以后，知道这是一个为疏通全校大学生心理问题，组织心理健康活动、宣扬积极乐观精神传播正能量的地方。和成员们共事的这段时间里我才慢慢打开心扉，在心理咨询室值班和学校的心理老师慢慢熟络起来，所有正能量的人都在一步步影响着我为我一点点驱赶阴霾。大约一年后，我又慢慢恢复了活力和生机。从新成员到老成员，再到校心育部副部长，似乎那个完整的自己又回来了。每次带着全校十个院系一起做活动且圆满成功时，能体验到巨大的成功和自豪感。在心育部的两年，让我空荡的灵魂重生。
所以恢复的我又开始给自己搞事情，玩轮滑，学舞蹈，做家教，泡自习室，在大三那年第一次侥幸得个校级奖学金。
但觉醒总有些迟，等我想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大学生时我又要毕业了。经与一些庄严的仪式，我作为一师老学姐正式宣告下架。我在班级毕业册里留言：“六年，从懵懂无知到立德为师，最美好的青春都在这里。我不如想象中般爱你那样深沉，但感恩我在这学会了带着笑靥勇敢前行。勿忘初心。”
是的，在校时的我对一师的爱说不上深沉，只知道它确确实实锻炼了我的身心意志，这份情感反倒在毕业后才变得更加浓郁。在校的三次见习两次实习，让我跟孩子有了充分接触之后才慢慢坚定我做老师的心。从拒绝当老师到安心当老师，我用了六年时间。毕业之际父母仍会追问我一个问题：“对当年的选择后悔吗？”我很坚定，既来之，则安之。
4.
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拿着兼职赚的钱去西安玩了一趟，也正好参加了TFC，到北京学习一个月。自认为正能量满满的自己，满怀期待下乡任教。
可乡村任教的生活并不如我所愿那么乐观。我的带班情况基本上在我个人公众号的万字连载中记录了个大概，可笑的是我扛下了所有生活条件上的艰难困苦，解决了青春期小盆友的各项问题，却过不了作为一个乡村教师精神压力和现实束缚。具体的我也不想再多做赘述，熟识我的人才能了解。总之概括起来就是工作量巨大，教育环境艰难，在学生领导家长中间做夹心饼干。近期读到的两篇文章：《“留守的孩子们需要我，可我却想逃离” | 4个90后乡村教师的故事“》、《先辞班主任，后辞教职，这位老师为何在“六一”前夕去意决绝?》，是我所有处境的真实反映。
在这样的状况下工作至今近两年，我身体严重抗议了两次。一次是去年上期，我作为91个七年级学生的班主任，同时任教七年级语文、生物、美术和八年级生物，闹腾的班集体和巨大工作量让我终于扛不下去，咽喉炎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状态，循环往复，最后不得已休假十天进行调养。第二次就是现在，我所谓的一千块大洋的药和再次就诊，去检查的是我紊乱的生理周期和偏头痛。
医生问我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我一时也答不上来。学校没有赋予我太大教学成绩上的压力，有的只是从未间歇的班主任工作任务，填不完的表格打不完的杂。更多影响我的应该是最近的情绪，和近期时常需要我半夜带去医院的学生。早醒晚睡让我自感有些神经衰弱。学生的退学风潮更让我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为此常辗转难眠，眼看着自己日益憔悴。或许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或许对学生太上心才是导致我一切身体不适的病原体。
我常常无奈的会责怪自己，为什么偏偏我会有一颗汉子的心和矫情的身体。作为一名乡村女教师，我不应该是铁打的吗？
5.
今天上午没课，我在住所休息，偏头痛想睡都睡不着，所以我干脆刷刷朋友圈看了身边老师们的近况。我发现，真的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我们学校本部九个教学班，七个是年轻女班主任，现在四个正在带病上班。我们家三个班主任组成了“药罐子之家”，另一个女老师也带着初中班级不忍离手。这是我所看到的，和我们日常苦中作乐互相调侃的：
我们都差不多，身体抱恙无非几个职业病：咽喉炎，声带炎，偏头痛，神经衰弱。成因也无需多说，可想而知。声带炎的室友医生是建议她住院一月彻底治疗的，她也放不下即将小学毕业的学生打算暑假再去治。
6.
这是我这次不舒服的第四天，我终于决定下午上完课去向学校请假了。刚刚发了一条朋友圈，“偏头痛，痛着痛着心更痛了。”
我为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感到莫名地悲伤。我才二十多岁，工作两年落下一身职业病。在怪自己身体不争气的同时我更为教育体制无下限对基层教师的劳动剥削感到无比难过。我和同龄的老师们常自侃，教育体制这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基层工作的艰辛不身在其中是很难体味的，我也不想跟旁人多说。我现在更害怕的是自己的健康状况，长此以往下去怕自己也会成为卒中青年英年早逝。
病不得，病不起，是我作为一个基层教师莫大的无奈。我的薪水不高，几乎所有外人都不信的数字实实地每月显示在我手机短信上：
自从去年年底把一年来剩下的小钱上交给父母补贴家用，我就成为了一个月光族。因为我本来还能有一笔存下来的钱政府至今还欠着。父母深知我的不易，我也知道他们的不易。我知道自己万万病不得，所以有在尽量地调节。我的摄影小爱好还在，它是我喜欢的唯一娱乐方式，每次店里化个妆十块钱，穿自己的或借来的衣服去拍，成本低还愉悦身心。
但自我救赎总是远远不够的。我更希望的是能从根源上解决自己所烦困的问题。
作为一名乡村女教师，我囊中羞涩并不敢跟父母讲，我只能跟朋友调侃自己的贫穷。我的所求不多，得不到的人文关怀我可以在学生身上寻求平衡，但现在连生场病都得让我踌躇的现状总让人哭笑不得。曾有免师朋友讨论过我们现状的问题，让我们能安心待在乡下的原因差不多有两个，一是赔不起的违约款以及家庭的反对，二是对教育仍保持的热衷情怀。
如今我身上也还存有最后一些教育情怀，我靠这些支撑着我日复一日地努力工作。如果哪一天，钱和情怀一样都不在了，那么教育行业我可能也会选择离开。
今天写下这些我并不想去表达或呼吁什么，我只想平静地记录下我的现状。我是一名免费师范生，一名90后乡村女教师，我知道，这样的我不止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