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三年认识了自己的性别，然后死活不再愿意穿开裆的裤子，碰到扎着马尾的小姑娘会娇羞的抬不起头来。上学那年，我开始知道衣服也是分男女的，所以姐姐穿小的衣服或裤子，哪怕上边带上一点点的小碎花，我都不会穿。每一次我被迫于母亲的强权镇压而不得不妥协穿上绣着花的裤子，我总会觉得路上所有的行人都在盯着我挨近膝盖的那朵花。所以这朵花在我头天放学路上，一场追逐打闹中壮烈牺牲了，由此我也换回了屁股上的三巴掌，然后带着屁股上的红掌印，欣然入睡。第二天我再穿着那条裤子，那朵花变成了一个格子的补丁，我带着补丁，大步流星的走在路上。再看到别人的目光，登时头扬的高高的，像是刚把敌人引进圈套里的王二小，无比荣耀。

10岁那年，我有了人生第一件定做的衣服，是一件马甲，正值春晚赵本山马甲和王八理论新鲜出炉的时候，还好理论广泛应用于大人之间的调侃，他们也许认为当时的我们这种小屁孩听不懂这种玩笑的含义，那时的小伙伴没有现在那么邪恶，所以我的马甲在那个等于王八的风气里幸免于难，陪我参加了镇上23所小学最后一次联合文艺汇演，姐姐那年上初二，指着在台上报下一个表演节目的我向宿舍其他同学炫耀“那是我弟弟”。

13岁，经过3轮的PK,我从班级内部演讲比赛胜出，并代表班级参加全校的演讲比赛，经过7天的紧急训练，我满心忐忑走上由几块木板撘成的演讲台，台下几千个人头攒动，我登时将那个老虎和青蛙的故事忘的一干二净，在呆呆站立了漫长无助的10几秒后，我满心羞愧的从演讲台逃走，伴随着满场的哄笑，这哄笑甚至比下一个选手演讲时间还要长，我也成功成为了这场比赛的最大的谈资。在那个集体荣誉感比生命还重要的班级里，我也成了一个为集体摸黑扯后腿的人。哥哥也在这场风波里受到株连，无奈我们长相实在太接近，以至于我在学校食堂以他的名字要两个馒头都不会引起丝毫怀疑。在这件事之后，我发现我还有还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叫做自尊心。

长相太近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件好事，哥哥大我两岁，我们读了同一所小学和初中，教过他的老师在看到我第一眼是就知道我是他的弟弟。在小学还好，仗着自己有些小聪明，惹了祸大都看在成绩还行的份上饶了过去。初中就不行了，成绩一落千丈，自卑感在那次比赛后茁壮成长，并在两年的浇灌培育下长的枝繁叶茂，以至于在某段时间里彻底的不见天日。所以没有了好成绩做保护伞庇佑，再犯错就真成了惹祸，我就在叫家长和不叫家长的较量中与一个又一个班主任进行殊死搏斗。战争白热化发生在初三，我在之前的个人信息里留下的电话是万万打不通的，因为我会改动其中的一个数字以备不测，事实证明了我的深谋远虑，多次电话通知家长未遂。哥哥是一个老实学生，留下了真实的电话及住址，而碰巧我们在初三那年前后脚的跟了同一个班主任。一次同学间的冲突和大大出手惹怒了平头班主任，于是我被叫出去参加他们以为能够使浪子回头的深刻谈话，无奈我总梗着脖子，不以为然。

“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就不知道，我这里有你哥的电话，信不信我立马让你爸妈过来一趟”，平头班主任怒了威胁道，我也第一次开始向所谓的强权妥协，为此得到了2个月在窗外听课的坦白从宽发落。记忆里的那两个月下了两场雪、六场雨和无休止的风，那年耳垂上生了两个冻疮，在此后的很多年，每过腊月，我的耳垂都异常丰满，一副福厚寿长的耳相。

真正的叛逆期是在高中，初中留级后我依然未能考过录取线，无奈花钱进了一家私人高中，在这个半军事化的围墙里，个性在表面的老实平静的掩护下疯狂生长，自以为成熟的关注国家大事与民族统一，向远方某个杂志寄自己对于某事件的长篇社论，像模像样的写小说，听高雅的歌剧，背着家里用自己的生活费学习美声。两年下来，没有一家杂志刊登我关于民族大义、资本节制的“高论”，十四个作业本的小说在某个夏夜闪过蓝色火苗后，成为围墙角里的灰烬。美声音乐剧在衣食不裹里也渐渐成了哑巴。

那些叫做梦想的东西都在那几年相继被判了腰斩，在经过几年的风吹雨打，已成不再可雕的朽木，不可承重的粪土之墙。

与很多人一样，我用两年两个朋友一个青涩暗恋得了个大学，这在老家成了不得了的事，我也从不求上进一跃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上大学补充了我未上幼儿园的遗憾，和同宿舍几个托儿所都毕不了业的，还有一群没有幼儿园毕业证，甚至勉强断奶的小伙伴们玩的不亦乐乎。被高等教育灌输着兴盛国医、救死扶伤的情怀，在实验室里追着小白鼠上跳下窜，在济世苍生之前，手刃N多只兔子、白鼠、与青蛙。有时候我在想，如果生命也遵循能量守恒定律，我必然只能做个医生，为此来偿还那些实验室里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