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总是北京。当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再到后来的日本鬼子，都在北平城里留下过“光荣”，可这也是北平之所以为大城的原因，它从未进入过真正的黑暗——一朵短暂的乌云无法与太阳争辉。时光剥蚀了红砖绿瓦，然而北京仍是北京。

   老话讲，四九城里东富西贵，南贱北贫，这话多少有点道理，可自打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了北平城，逃难的拉家带口不断搅动，也就难免有大量人口流动。比如西壶嘴胡同，这个原本地处琉璃厂附近的小巷自打英法联军进城以来，住户就不断变化，原本七院十户骤然增加到七院十三户。直到现在，日本人又进了城，赶走了不少好胡同的住户，这也就让这些小胡同人口更加杂乱，西壶嘴业已变成了十五户的“杂巷”。但其中，资历最老的、还维持着一院一户的，也只有钱家自己了。

   钱三爷想到这里，不禁又长叹一声，搓了搓手，裹紧了身上的棉袄，迈步踏出自己一心经营的二号院打算上街走走。

   刚一推开大门，一股刺人的利风变拼命往老人的膝盖里钻。钱三爷不禁一咧牙，差点腿软坐倒在门槛上，可他又不想回到屋里，由于煤越来越难买到，每天只能烧半个晚上的火炕，此刻屋里也许比外头还冷。

   还有半个月才开春，这春冬之交，正是疫病多发，死人的时候。

   何况饿死。

   这太阳都出来了，可胡同里还是冷冷清清。也许都赖在被窝里吧，睡觉睡着也比起来受饿强，三爷这样想着。

    老人鼓起力气来，又迈步朝胡同深处走去，离院门口的国槐越来越远。他似乎的确是没有什么目的地，但是钱三爷不想自己烂死在屋里，也便信马由缰，由着性子瞎转悠当运动，毕竟这是自己活了七十四年的胡同，难不成自己还能走丢了？

   老人的记忆是最容易失去的，但也是最宽广的。七十四年了，三爷记得西壶嘴的每一处特点与变化。路过三号院的时候，三爷有种要伸手去抚摸那门前的石敢当的冲动，但是寒冷却生硬地拦下了他这个念头。是啊，原先三号院住着的是赵家吧？一度是西壶嘴最显赫的赵家，因为赵家二儿子练拳，被抓去砍了头，闹得个全家零落，最后把宅子都易了手。赵老太爷也因此丧命，可到后来连发送的钱都拿不出来，还是胡同里各家给凑的钱雇的杠夫买的棺材挖的坟坑。而现在三号院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大杂院了，比钱家略大一点的规格里住着前年搬进来的四户人家，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天桥说相声的还有一户倒卖旧棉花的。

   变了啊。

   三爷才走到四号院门口，正遇见老何出门倒脏水。

   “哟，三爷大早上就出来呐？”老何一边把水桶往外拎一边笑着说。

   “是啊，屋里太冷，坐不住了，”三爷摇摇头，“你屋里烧热水了没有？”

   “有有有，”老何一奋力，便把水泼在了山墙的流水槽里，“进屋吧，三爷。”

   原本三爷还想接着走走，可他真怕这把老骨头扔在外面了，便也没有多说，抬步进了四号院。这四号院是全胡同里最小的一个院，只有东西厢房，连正屋都省去了。老何住在东厢房，另有一户姓李的从天津卫逃难过来的人家住在西厢房。

   老何原本不是西壶嘴的住户，这个糖画手艺人原本住在护国寺，正好有庙会就能上街买点糖画糊口，后来庚子年为了逃命来到西壶嘴，当时赶上城里大乱，西壶嘴从前能主事的赵家已经支离破碎，担子就落在了钱家身上，那时钱三爷正好是钱家当家，又赶上四号院有一户为了逃命南下，老何也就被钱三爷安排进了四号院。

   老何生性不善言谈，孓孓一人，无妻无子，又是个手艺人，所以在刚搬进来的时候颇不受人待见，只有三爷和他交往甚厚，每年过年必要在桌上给老何添置一双碗筷，老何也必要给钱家的小孩多画几个齐天大圣和关公。而日本人进了北平以来，各种物资管控的紧，连糖也不是说买就能买的了，老何的生意终于越来越难做，小铜炉也已经三年多没有点过了，现在只能靠溜边找点各种活计过日子糊口。

   “哎，三爷，”老何递给三爷一个搪瓷缸子，“没有什么茶叶了，就有开水了。”

   “没事儿，有口热水暖和暖和就行，”三爷捧着这土黄色的缸子，颤颤巍巍在小烧炉边上坐下，“老何呀，眼瞅着这天可是一点没有回暖的意思啊。”

   “可不是。”

   “这些日子干点什么呐？”

   “嗨，还不是什么都有，以前咱还能靠着手艺喝点好的，现在呀，”老何无奈地说，“能活着就不错了。”

   “真是，是要让我们冻死饿死啊！”

   “我听五号院的王先生说，”老何似乎是拍被人听见似的，声音骤然变得很低，“咱们就快打回来啦！”

   “真的？”

   “还能有假？”老何依然是低声说，但已经有了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这两天石家庄那边的人总往北平里逃呐，好像是又打起来了。”

   三爷却沉默了。

   “啊？”老何有些纳闷这奇怪的沉默。

   “我是想起那些老伙计啦！”三爷摇摇头，“这巷子里，像你我这个岁数的人都老啦！”

   老何也沉默了。

   整个东厢房里只能听见小烧炉里干燥的木头在燃烧时的尖叫。

   “还别说那么多！”老何仿佛一下子活过来，“什么时候这帮日本人滚蛋了，天下就太平了！”

   “小点声！”三爷赶快拦着，“别叫别人听见哟！”

   “我怕啥！？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就剩下老骨头一把！”老何梗脖子说道，“一把铜锅，一把铜刀，我还有什么！”说到这儿，老何脸上流着几滴浑浊的老泪，“我都这个年纪了，连个徒弟都还没收，谁在闹饥荒的时候有闲心买糖画，学糖画呀！我，我也想要好啊！这打仗得害死多少我们小手艺人呐！这时候谁有闲心想着学点什么啊？我这坚持着又有什么劲！愧对我师傅啊，愧对这门手艺啊！”

    三爷眼看要拉不住老何，只能把搪瓷缸子放在炉圈上，站起身来。

   “老何你消消气，这日子不是还能过吗，呐，今晚上我那去，我给你贴几个饼子。”三爷搓搓手，“这样，我就先走了。”

   “我就不送您了，三爷。”老何上了气头，没了心思想着礼数了。

   三爷又推开四号院的大门，又是一股刺骨的寒风，但老人想着的不是自己的膝盖，而是这几年先后离去的老伙伴们。一号院的邹三爷受寒冻死在大栅栏，三号院赵家太爷则死于贫困交加，五号院秦二爷亡于痨病，六号院的李家老爷子因为护着自家粮食被日本人用枪把子活活打死。

   整个西壶嘴，只剩下他和老何了。

   不行，他钱三还得活下去，他还要等着抱重孙子呢，还要等着领着自己的小重孙子去春天的玉渊潭，夏天的北海，秋天的香山，冬天的潭柘寺呢。他还不能死，他须把过去的老规矩都一样样的教给自己的孙子，告诉他什么时候要吃豌豆黄，什么时候要吃冰碗。

   还有就是，他死了，他心里那些陈年旧事可真就是烂在心里了。

   他迈出四号院门的时候突然就也疯狂的怨恨起日本人来，他为自己的老伙伴们恨，为自己还未有苗头的重孙子恨，为自己的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恨，为西壶嘴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恨，为年迈的四九城恨。

   他还告诉老何要冷静，可他现在却怎么也冷静不下来，他须时刻记着这恨，心中充满着这恨。这憎恨和怒火压得三爷眼冒金星，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晕，想要去扶四号院的厚实的砖墙，可是他失败了，刚被热水焐热的枯槁的手错过了坚冰一样的青砖墙。

   他倒下的最后一刻，还想着小儿子是怎么死在宪兵队手里的，但当这颗不愿承认自己的倔强的倔强的头颅摔在撒着炉灰的冰冷的地面上时，他的心脏已经被死亡紧紧攫住。

   半个时辰过去，钱家才发现倒在了四号院门口，而当钱家老大几乎没怎么费力撞开四号院东厢房的时候，老何瘫在小烧炉边的圈椅里，右手紧紧攥着一把薄而长的铜刀，右手上面已经遍布几近干涸的血痕，脚下的铜锅里盛满了殷红的血，溢出又绽开一朵天然无工的花。

   北京还是北京，可西壶嘴终究还是消亡掉了，甚至等不及春天吹开国槐的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