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事要从那位神秘的“周五女人”说起。
二十多年前在我市开发区，像贝尔大厦这样的高档宾馆还不多, 大堂角落里安装着一台当时最时髦的插卡式公用电话机。
该电话开通没多久，每到周五晚上快7点时，就会有一位中年女子准时来到那部话机前。插入电话卡后左手拿话筒，右手一阵繁琐而复杂的按键动作，然后就站在那里抱着话筒安静地倾听。
每次通话至少半个小时，偶尔点点头表示认同。周围的服务员几乎没见她对话筒说过一句话，有时那女人听着听着还暗自落泪。
有一天这女人还带着一老一小来到宾馆。依旧是她先熟练地亲手操作，然后把话筒递给了老太太。老太太才听了几句就激动地喊起来，“儿啊，你可要…”
“妈，我不是告诉您了吗，说啥也没用，他听不见！”，女人有点不耐烦地劝老太太。
不一会儿老太太把话筒递到小女孩耳边，孩子也是边听边不住地喊爸爸，搞得中年女人直劲儿摆手想制止孩子发声，生怕引起前台服务员的注意。
当这一家三代离开宾馆后，服务员大概都猜出了女子的秘密。她每周五准时来这里就是为了给远方的丈夫打电话，但为什么她们都只听不说呢，难道电话另端的男人是聋子？要是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
二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环境背景。
这故事发生在1997年前后。固定电话已经走入一些大城市的家庭，但普通人很少开通长途功能，特别是国际长途，主要是当时的通话费率太高了。
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长途话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费率大概是现在的7至9倍价格，而我市职工收入是现在同岗位的七分之一不到。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大城市，当时我们这里走出去和的涌进来人数与日俱增，无人值守的卡式公用电话一时成为现代化城市的必要装备。
当年购买手机的个人还很少，要不那时称手机为“大哥大”呢。手机的费率更贵，接听一分钟至少五毛钱。而且早期的手机功能主要是通话，即使发送信息也是数字和字母。
刚刚说到的“周五女人”大概在三个月时间里，定期按时地来贝尔大厦听电话。忽然在某个非周五的晚上她竟开口了，而且越说声调越高，也不忌讳旁人的关注。
从那以后，这女人不仅仅是周五才来宾馆打电话，每隔一两天就要来聊上一个多小时，从她的零星通话中，那几个前台服务员都轻易地知晓了她的家庭状况。
女人和她丈夫都在附近的X高校工作，她好像姓柯，属于学校的后勤人员。
柯女士最初是跟老公说某个老乡留学的事，要他有时间多留意。过了一阵儿，好像是催促老公抓紧时间写论文。她说自己问过系里领导，只要在专业刊物上再多发表两篇文章，年底评职称时就好帮忙。
“这样明年分新房子咱家也有份啊，别只知道闷头待在实验室！”
就在柯女士开始频繁来宾馆打电话的半个月里，她工作的那所大学也出现了蹊跷现象。
最新安装在图书馆、饭堂和宿舍区的几台卡式公话机前，无论白天黑夜，忽然间经常出现排队候机现象。
之前大学生给家人打长途一般都是寥寥几句报个平安，可最近每人一拿起话筒，好像都有一肚子话倒不完，聊上几十分钟不停息，也不在乎卡里的电话费余额。
用这种卡式公话机打电话的人好像还形成了一种默契。
白天至傍晚阶段，基本都是家在外地的学生，或是正谈着异地恋的本地生。夜晚至凌晨来这里排队的大部分是留学生，以及打算出国留学的研究生。
三
这种电话盛况发生的次月初，市公用电话公司与长途局结算时发现明显漏差，部分卡式电话的扣费远远少于该话机实际发生的长途通话费。
也就是说有人利用这些公用电话机，免费或是用低额费用盗打了很长时间的国内和国际长途电话！
这一批卡式公用电话机是我们AS公司新上市的产品，技术由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一家北欧通信公司引进，防盗打功能相对比较完善，没想到刚投入使用就遇到了“特殊国情”。
我当时所在的技术部马上被电信运营单位“传唤”，人家首先指责的就是我们的产品技术和质量。
记得那天下班时我们技术维护组的人都没回家，在总经理的陪伴下，全部被带到公话公司和长途局机房，立即查找事故原因。
通过后台维护平台的数据分析，很快锁定了问题话机的安装位置，三台位于X高校，另一台就在贝尔大厦大堂。
再查验详细话单，发现贝尔大厦的那台话机扣费异常现象非常单一，几乎都是集中在同一时间拨往美国的电话号码。
于是大家晚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像警察发现线索要立刻追踪罪犯一样，我们随公话公司的负责人连忙赶赴贝尔大厦。刚巧，服务员还没听完我们的讲述，立马指认给我们正要走出大门的“周五女人”---柯女士！
四
看到我们一班人马，带着厚厚的一打确凿证据向她围拢过来，柯女士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大家全盘交代了盗打过程。
半年前她丈夫被X大学派往美国进修两年，家里老小都她一人照顾确实很艰难，给丈夫写信对方最快一周才能收到，等接到回信差不多半个多月过去了。
有个老乡的儿子也在那所大学读书，想让她老公帮忙联系国外的学校留学。有一次那孩子告诉她可以用这种新款卡式公话打国际长途，柯女士说自己知道，但话费太贵了，说不了几句就几十块钱。
那孩子便教了她一种省钱的方法，说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师兄传授给他的。
话机面板上有个暂停功能键，利用它在N秒之内的延迟计费功能，就可以让原来的主叫方变被叫，卡里停止扣费，但你还可以继续听对方的讲话，只是你在这一头说的话不会被传到另一方。
柯女士给我们当场示范了一系列按键动作，除了这个功能按钮外，还有几个代码需要连续输入，特别是最后再按重拨键，美国那一边也不用担心被扣费。
“暂停”键本来是该话机比较人性化的设计思路。如果你正在打电话时，旁边若有人要与你说要紧事，你不想被电话的另一端听到，就可以按下这个暂停键，电话线路未断，短暂的时间内不扣费。
听柯女士说，话机的这种“善意”缺陷在国外时就存在，只不过利用这种方式的当地人少，在有些留学生中是公开的秘密。这就是柯女士前三个月只听电话不说话的原因。
因为只是单方面接听，长途局计费系统里也没有算作正式通话，所以为她后来的惩罚减轻了许多负担。
柯女士说自己知道这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后，不敢在学校里新安装的话机上试验，怕被人发现，听说贝尔大厦里有一台，于是跟老公约好每周五北京时间晚上7点两人可以通话。
半个月前，那个老乡的孩子因为办留学申请的事来到她家。说计算机系有个同学最近在学校总机房做实验时，利用外面拨进的电话，能自动打开总机的长途权限，这样一来国内外联系就轻而易举。
柯女士按他说的办法，有一次来贝尔大厦试用果然奏效。人一旦得到了占便宜的好处，胆子和胃口就越来越大，到后来甚至都忘记了世间应有的戒律和惩罚。
这种盗打方式确实很专业，它利用新引进话机的优点，国产旧式小交换机的缺陷，轻易攻破了总机密码设置屏障。
凡是有总机的单位，比如大学或宾馆，只要拨通他们早年安装的总机号码，然后把机身侧面那个“音频/脉冲”转换开关按一下，再按几个号码和功能键，一系列脉冲信号就打开了人家的总机长途权限。
这段操作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是按低廉的市内电话计费。接通总机后听到人家让你拨分机的提示音，继续拨国际长途号码，居然分机可以拨到世界各地！
最开始那个“发现秘密”的学生传播这种盗打方式时，是带着几分得意和自豪，但没想到一时间在校园内形成一种贪婪的爆发。
连柯女士这样的教工人员都抵御不了诱惑，更何况好奇心强烈的年轻人呢。
五
如果仅仅从技术改进角度来讲，柯女士的交代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有了具体的盗打操作“指南”，我们应对的办法也非常到位，从被“传唤”到全部解决问题，那次事件我们只用了不到24小时。
由于柯女士主动上缴了盗打的几千块（是她当时半年的工资总额）长途费，电信局没有把她的行为向公安部门报案，也没透露给她任职的高校。
但那位发明盗打方式的学生则不同，因为影响恶劣认错态度也不好，据说后来被学校开除了。
那几年正是卡式公话机在全国通信网络中大普及的时候，我们AS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一半以上。公众和电话运营商最关心的就是计费安全。
我所在的技术维护组凝聚了公司多位技术骨干，哪里出现故障、险情，我们部门就被推到浪尖儿上，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扑火救急”。
每一次任务结束，从异常现象的原始记录，到硬件、软件分析，以及后来的解决方案文档都是由我保管。
几年下来，发现大部分战绩都与防“盗打”有关。这中间既有大家付出的无数心血，也记录了我们曾经获得的多项荣誉。
任何时候翻看技术档案，里面记录的都是专业代码和图纸，不会见到有什么感情类的词语篇章。只是第一次“排险”去贝尔大厦“追贼抓脏”的事，我是亲身经历的，所以今天还记得事情的来龙去脉。
最近收拾旧书柜，无意间发现了一张只有两倍速、几十兆容量的光盘，这个老古董竟然还能放光驱里读出，屏幕上显示的是张整版《通信报》图片，详细报道了我们当年技术组几场防“盗打”攻坚战实况。
我随手将这没用的东西丢进了垃圾桶。
今天的人不需要为了同远方交流挖苦心思琢磨“盗打”技术，所以我们从前的工作早就结束了。
如果当你在手机屏上看到我这篇文章，能勾起自己的某些回忆甚至理解，那么恭喜你已进入了成熟的中年时代。
如果我今天讲的一切，你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可笑，那么祝愿你年轻人，去拥抱美好的未来吧，不要听我这儿叨叨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