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秦人，百折不挠，于一毛不拔之地发迹，发奋图强，历经数代人，春秋争霸中原。然而昙花一现，是因为后继无人，在继承大统的时候与春秋各国犯了同样的错误，君臣杀戮不断，与如今众多家族企业继承问题多么地相似，所以司马谈要立《史记》，首要的问题就是考虑到继承人的问题，这是多么的有先见之明，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几乎不可能靠一代人成事，司马谈从他立志要完成《史记》之初，就要为继承人司马迁做了充分的准备，为继承人挑选天下最好的老师，让继承人走遍天下，遍访名山大川，探寻古迹，一切都是为了培养一个卓越的继承人。
纵观王朝兴衰，君王起决定性作用，所以继承人的资质与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天下之大，总有治世良臣，关键在于帝王能否知人善用。秦从发迹之初到最后秦二世、子婴亡国，历经数次兴衰，无一次不是伴随君王的变动。秦襄王后，君臣互相杀伐，秦命悬一线，形势岌岌可危，危难之际，秦孝文王励精图治，广揽天下英才，得卫鞅变法，秦国上下焕然一新。卫鞅变法的本质就是破除陈年旧功，一切功德俸禄要靠自己努力挣取，力求用法家强有力手腕，让天下一视同仁，赏罚分明，严刑峻法，放到现在看，就是追求一个公平，一视同仁。这样做的好处是激励军民积极性，只要有功，国家必然不会亏待你，但是如果你尸位素餐，你就没有功名利禄。
得利于变法改革后，秦国国力越来越强盛，到秦始皇，终于实现天下大统，完成了前无古人的伟大功绩。然始皇帝得志后日益骄纵，在他的眼中，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皇帝，自负到无可复加的地步。然而他死后，诏命被改，表面看是他的臣子不轨，然后一切都是他自己种下的恶果，因为一统天下后，他只听得进歌功颂德之词，哪怕明知秦国岌岌可危，依然要自欺欺人，这样的后果就导致他周围的臣子都是一些阿谀奉承之辈，李斯赵高之徒，国家哪里有不衰败。大唐盛世，唐玄宗李隆基亦如此，当政前期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然而面对盛世之下，只会贪图享乐，只听阿谀奉承之言，安史之乱亦不远矣。
秦始皇、唐玄宗，天资聪颖，治国安邦，名垂千古，然而亦难免在巨大功绩前迷失自己，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尉缭曾评价始皇帝曰：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始皇帝、唐玄宗也好，其他人也好，为达目的之前，能假意放下身段，低声下气做出一副亲近贤能的姿态，然而他们的本意并不是愿意真心亲近贤能，不过是因为要利用贤能的才能为他们做事罢了。在他们眼中，治世能臣也好，开疆大将也罢，不过是他们的一个个棋子，在他们内心深处始终认为，棋子能发挥作用，全凭下棋人手段高明。从最根本上讲，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后，就为所欲为，露出自己本性。以秦皇唐宗之能，固然能不可一世，然而全然没有敬畏之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满招损，谦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