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初
儿时，旧年的脚步还没走远，我就和无数天真无邪的孩子一样，眼巴巴地翘首期盼、盼望着新年的再次到来。追逐着时间的脚步，日子一天挨不过一天似的，黑夜盼天光，天光盼明日，年的姗姗来迟，总是令人望眼欲穿。
往事历历在目。我深深记得，袁河岸边的故乡，在那个沙洲边的沙堤村，浓浓的年的香气，秋天就能闻到。田野里空旷起来，屋场上，稻禾堆成了稻山，到处晒满了金黄的谷子。母亲将新收的香糯碾成糯米，用大饭甑先蒸一缸醉人的米酒，待米酒的香气飘满老屋，她就将酒盛进坛子里封藏起来，等待着新年宴请宾客。又一个骄阳似火的大好晴天，母亲再蒸一甑香香的“米哩”，把糯米蒸熟了，先捏几个香气扑鼻的饭团给我们兄弟姐妹解解馋，再把熟米铺在大晒垫里，让它在秋天的太阳底下晒得干干的，硬硬的，然后又把它装进盎（米缸）子里储存起来。这时，所有人心里明白，春节的序幕已经拉开，父母们正在为春节储备物资，这些“米哩”，是为春节制作“糖片（通称冻米糖）”做准备的。
很快告别了金色的秋天，转眼又熬过了漫长的隆冬，眼望着春姑娘的气息徐徐而来，春暖花开的日子指日可待，可还是不见年的影子。我的心里急不可耐，时时翘望着那个美好的日子，不断地问父亲：“什么时候过年呢？”不断地问母亲：“怎么还不过年啊？”不断地问小伙伴：“还有几天过年哪？”漫长的日子，渴望得让人夜不能寐。
这时候，我看见母亲镇定自若。她每天象蚂蚁搬家一般，千方百计，一点一点地筹备着过年的东西。寒冬里，新年的衣衫全在母亲的手上，她没日没夜，一刻也不停歇地纺纱、织布、纳鞋。数九寒天，北风呼啸着从村子上空穿过，如鬼哭狼嚎一般，我家寒风肆虐的板壁屋里，却长夜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已是半夜，全家人都上床取暖了，孤灯却映照着母亲孤独的身影。在屋的一隅，她眯缝着眼睛，忘我地穿梭引丝，不停地为我们织布。“织布，哐！织布，哐！……”古老的织布机哐当、哐当、哐当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循环往复，经久不息。很晚，很晚，母亲累了，她伛偻着苍老的腰，自己轻轻地捶一捶，才依依不舍似的，拖着疲惫的身躯倒床睡去。
整个冬季，母亲织了好几丈布，她把它们送到镇上的染坊里染成蓝色，或者靛青色。
然后是裁缝来了。晨光熹微中，师傅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带着徒弟，挑着机具进了门。母亲预备了一桌好饭菜，有酒有肉，高规格地招待他们。他们忙活了一天或两天，用母亲织就的布，为父亲、为我们六兄弟，还有一个收养的姐姐，每人做了一身粗布衣衫。收工时，望着那些崭新的衣衫，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喜悦，可母亲的脸上却满是憔悴。那时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年的衣衫她都预备齐了，却唯独没有给自己做一身。待到夜幕降临，裁缝走了，她在暗黄的灯光下，小心地把一大堆衣服锁进衣柜里，预备到年三十晚上拿出来穿。
年的脚步的的确确是临近了。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母亲拿一个废旧的木盆或簸箕，垫上一层纱布，撒上一层麦粒，浇足水，再盖上一层纱布，放在阴暗的角落里。那是在发麦芽。麦芽长到几厘米，鹅黄鹅黄的，父亲就到菜市场挑回一担红薯，洗得干干净净的，开始准备熬薯糖。
已近年关，虽然有忙不完的事，母亲还是趁天色微亮就起床，在厨房里将洗得干干净净的红薯放在大铁锅里煮。大火烧起来，铁锅里的水由冷变沸，直至翻腾，慢慢地，红薯浓香四溢，等全部都熟了，烂了，母亲又马不停蹄，架好木桶，立即把红薯和水一起舀到一个纱布袋里榨，用手工榨出薯汁，接着滤净，再将滤净的薯汁添入麦芽，放到大铁锅里熬。那个铁锅特别大，能盛四桶水。我坐在灶前烧火，拼命往里加柴，灶膛里的火越烧越旺，烤得我的脸红扑扑地，直冒细汗。薯汁渐渐沸腾起来，翻滚着、翻滚着，然后变浅，再变浅，然后冒泡，再冒泡，一锅玉色的薯糖就熬成了。此时，夜已经很深了，我望着色香诱人的薯糖垂涎欲滴，真想吃几口，母亲却又将它盛进巨大的钵子里藏起，等待切糖片使用。
腊月，送灶神的日子，本来要举行一些仪式的，可那是特殊的年代，古老的祭神仪式没有照例进行。春节的物资还没有备齐，凌晨两三点，天地一片黑暗，父亲就扛了扁担，沿着乡间的羊肠小道，到三四十里外的山里打柴。小道上，前前后后都能听到人的脚步声，还有嘤嘤细语。他们都是去打柴的人。父亲在山上用篾扒扒了一担松毛（松树上的落叶）挑回家，第二天清晨，他将金色的松毛放到灶前，这是要炒“米哩”做糖片了。
松毛是炒“米哩”的最好柴火，丢进灶去，嗤嗤，蓬，火就燃烧起来，很旺，但燃烧的时间短。松毛进了灶膛，滋啦啦火光闪耀，不一会就烧完了，火势退下来，接着再丢一扎松毛进去，这样，不易将米哩炒黑炒焦。母亲把米哩搬出来，又搬出一个破坛子，里面是反复使用的细河沙，将细沙倒进锅里，待河沙烧滚烫了，她就抓一把米哩丢入锅中，迅速用锅铲翻，随着锅铲嘁咖嘁咖的声音，米哩瞬间就爆翻开来，变成白白的爆米花。才翻炒几下，锅里瞬间一片白，眨眼间，母亲将爆翻的“米花”铲进竹筛子里，不断地摇啊摇，筛掉沙子，将爆米倒进篾箩里去。
炒米哩要炒一整天，晚上就是“切糖片”。
切糖片必须由父亲操刀。那是技术活，要掌握好火候。搬出盛薯糖的钵子，舀几勺倒进锅里，用松毛火熬开。火不能太急，急了，糖里的水分熬得太干，谓之过火了，切出的糖片不粘，容易松散；也不能太软，火软了，糖片软软的粘在一起，不能成块成片，放进坛子里，很快就会粘成团。成团的糖片不脆不爽，口感很不好，过年拿出来给客人吃，也不好看，还可能被客人说手艺差。
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系了围裙，拿着锅铲，指挥我烧火。糖在锅里小心地熬，父亲不断用筷子把薯糖挑起来，用指甲弹一弹，看看丝长还是丝短，丝太长了，证明火候不到，还得一两把细火，如果弹出来的丝不长不短正合适，证明火候正好，得赶快把松毛火熄了，迅速将爆米花倒进锅里，再在锅里快速拌匀，让薯糖渗进爆米去，用手捏一捏，团团的，松开手又不粘不散，就拿铁勺舀起来，倒进案板上八仙桌大的木框子里。这时，父母带着我们手忙脚乱，迅速将拌匀的爆米扒平，再用木滚子使劲滚，使劲压，滚紧了，压平了，拿开框子，用刀切成一条一条的糖条，再将糖条切成一片片，就是糖片了，跟我们常见的冻米糖没什么两样。咬一口，香香的，酥酥的，甜甜的，爽口极了。
每年，我们家都要做三到四锅糖片，做毕，母亲把它们装进大坛子里，置于楼上。因怕我们无节制地猛吃，她就藏一两坛放在某个隐秘的角落，免得来客了没啥招待。可是，我们六个男孩，不管母亲藏在哪儿，不用多长时间，哥哥们都能找到它，还不等过完年，糖片都被吃得所剩无几了，母亲只得再将剩下的糖片转移到别的角落。
大约是腊月二十八九，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家分一点肉。也有养得有肥猪的人家，队里再征一头杀了，母亲再去砍八斤十斤的。到了年三十，母亲把猪肉切开，将所有的骨头一股脑儿倒进锅里，再加进海带，生姜之类，用铁锅放到煤火上熬，熬几个钟头，家里尽是氤氲的香，弥漫飘散。早晨起，爸爸写春联，我们贴红纸（春联），到了傍晚，春联贴完了，母亲让我们每人端一碗海带骨头汤吃，喝一口，嗨，那个鲜呀，那个美呀，真是无法言说。这时候，我们感到快乐无比。
想起一篇《芋老人传》，说的是一书生进城赶童子试，过芋老人家门口避雨，落汤鸡一般，且饥肠辘辘。芋老人让妻子煮了一碗芋头给他吃，他吃光了，觉得无比鲜美，以为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
当年，我吃海带骨头汤也是这个情形。
夜色苍茫，迎接新年的爆竹开始响起，酝酿了一百八十个日日夜夜，我们千呼万唤，新的一年终于盛装而来了。
浸淫在酒肉飘香的氛围里，我和兄弟们拼命地想吃糖片，拼命地想吃肉。母亲开恩，饭菜上齐了，摇曳的灯光下，我们全家九口人围在八仙桌前，端起大碗吃年夜饭。秋天酿好的酒，母亲舍不得拿出来自己吃，我们就不喝酒，大家或坐着，或站着，风卷残云一般，将饭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吃完了，兄弟们抹一抹嘴，还想吃，可是不能了。春节里，十几二十斤肉，一坛子酒，剩下的一点糖片，要等客人来了才能拿出来吃。
接下来，传统的守岁虽然免了，但我们还等着穿新衣服。
夜深了，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母亲烧好了一大锅温水，吩咐我们洗脸、洗脚，剪赃指甲。永远记得那一刻，我们压抑着内心的欢喜，把手脚放在热热的温水里，洗得干干净净的。欢乐的时刻终于到来，年的氛围陡然肃穆。暗黄的灯光下，我们很乖很乖，轻言细语的，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没新衣服穿。我睁大眼睛，看着母亲将我们的衣衫码在凳上，嘱咐我们换新袜子，穿新鞋，着新衣服。全身焕然一新后，我们精神昂扬，喜不自禁。这时，母亲又小心翼翼的从衣服的最底层拿出压岁钱，笑眯眯地发给我们，虽然只有三毛五毛，哥弟几个心里还是很高兴很满足，盘算着，好好留着，过完年,再慢慢买糖吃吧。
美美地进入梦乡，美美地一觉睡到晨光初露。睁开眼，大年初一到了。排山倒海的爆竹声波涛般席卷而来，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哥哥弟弟慌忙穿衣起床。天还没大亮，村里所有的孩子都起来了，一群群追着爆竹的声音，从村东追到村西，从村前追到村后，簇拥着去人家门口捡爆竹。那时的爆竹都是土法制造的，总有一些没点燃的，散落在爆花之中。我们在爆花中捡啊捡，总能捡到不少。
太阳出来，阳光明媚。穿着新衣的孩子们汇聚在禾场上，点燃捡来的爆竹引线，甩上空中，蹦、啪，零零星星的爆竹炸开了花。整个上午，此起彼伏的爆竹在村子四周炸开，纸花飘散，硝香扑鼻，孩子们咧开嘴，眉开眼笑，一片欢腾。
······
岁月悠悠，记忆不老。如今，当我们“衣锦还乡”欢度春节，古老的乡村里却再也不见米哩，再也没有糖片，再也没有裁缝，再也不用等到年三十才穿新衣服。端一碗海带排骨汤来吃，往日的味道全然不见。
《芋老人传》中的书生后来做了宰相，每天饫甘餍肥，腻了。某日，想起芋头的味道，找来芋老人和他妻子再做一碗，怎么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
如今，我们所吃的鸡鸭鱼肉，味道也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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