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夏官营读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中的文化空白期，几个样板戏充斥了全国的电影银幕。后来，形势慢慢地有所松动，一些老影片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那时部队大院放电影多在大操场，逢演电影时，我们早早就拎着凳子去占位子。银幕前面的多是家属小孩们散坐，放映机两侧则是整齐的军人队列。电影放映前，警卫连、战勤连、通讯连等连队之间还会有一阵互相拉歌。去晚了没有位子时也可以坐在银幕背后“看反面”。有时候看一场是不过瘾的，司令部操场这边演完了，马上往后勤部操场那边跑，还能赶上后半场。天冷的时候或下雨天电影就安排在大礼堂放映。在礼堂看电影要凭票入场，我们政治部小孩手中的票都是比较宽裕的，时常会连看两场。当然，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内部影片。吴翔同学和庞军同学的父亲在兰空文化部工作，庞军的父亲更是直接分管俱乐部和放映队。我跟着他俩蹭了不少电影看。记得第一次是在电影开演之后我们被悄悄放进礼堂，摸黑坐在最后一排看《柳堡的故事》。《中途岛》和《三本五十六》是在放映室里通过放映口看完的。有一天夜里快十二点了，吴翔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来，我们跑去文工团排练厅，对好暗号之后，庞军给我俩开门，发现排练厅里面几乎坐满了人，那天的电影是《农奴》。每次看内部片时，我都大气不敢出，生怕被人撵将出去。看完后，兴奋不已，又因他俩强调不能告诉别人，以免暴露，又憋的好个难受。
放映苏联电影《解放》前，庞军告诉我，这次恐怕看不成了，连级干部才能入场，把门的都是排长。放映《解放》那天，我和宋林兵等人通过暖气沟钻入大礼堂的后台，爬到舞台顶部的灯箱处躲起来，准备电影放映时从灯箱口处观看。因为听说仅上集就要四个小时，我兜里还揣个馒头预备着。那时心情是很紧张的，不是因电影情节紧张，而是怕被战士搜出来紧张。结果在放映前真有被搜出的孩子，搜出的后果就是在银幕前站成一排，让放映室的射灯来个面部特写，然后被“驱逐出境”。我虽然没被搜出来，但也被吓得再没敢探头一次。夜里回家，弟弟问我电影情节，我哪知道呀，几个小时一直躲在棚顶上紧张呢。
参加工作之后，我特地去影院坐了一个通宵，看了电影《解放》，算是补课了。
下乡后，一听说大院放有新电影的消息，我们心里总是发痒，总琢磨着如何往回跑。记得一次大院上演《斯特凡大公》，我们下午扒货车回家，那是我第一次扒车，紧张的要命。看着他人像铁道游击队一样轻松攀上，我狠狠心，竟也爬了上去。看完电影夜里乘火车回青年点，我们又成功的逃了票。第二天别人在地头大讲电影故事，我则使劲儿炫耀自己的扒车经历。毕竟，这一来一回，都是我生平的第一次。
现在我们的条件好多了，看什么电影都不用钻地沟和扒火车了，尽管票价稍高了一点，但还在我们可承受的价位之内。况且看电影时还可买一桶爆米花、一大杯可口可乐，边吃边看。影院有空调替你调温，坐在柔软的坐席上，再不用担惊受怕。但我怎么也找不出当年看电影那种感觉，那种刺激与快乐。
前些年，同学们张罗回兰州相聚。我曾提议，回兰州一定住在夏官营，一定要在大礼堂看一场电影。谁知，响应者寥寥。看来，时间虽没有抹去我们的记忆，但岁月还是改变了我们的乐趣。
或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