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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人(连载)之一
徐 宏
我患结肠癌手术后,一直静养在家快一年了。以后的日子,还有八至十二次的化疗,漫长的疗伤,满头的乌发将掉光,每次化疗头痛欲裂、毒素穿心、全身针扎、心烦意乱的滋味让我每夜辗转难眠,欲哭无泪,满目凄伤。化疗的痛苦,让我经常心生离开人世的想法,然而当我看到含辛茹苦的母亲为我垂泪;白发苍苍的父亲为我四处求医问药;仁心慈爱的姐姐对我的鼓励;不离不弃的妻子对我的体贴温馨;远在南京的姨爹姨妈的祝福问候;还有不善言词现已九十多岁高龄的小爷爷的怜爱,以及善心永驻的二弟、敢冒风险打拼的小弟,默默无闻工作着的四弟五弟们的期盼;更有许许多多亲朋好友的关心关爱。我一次又一次打消死亡的念头,与死神擦肩而过。有时,想想自己走过的这五十年的韶华,总是在坎坷和磨难中度过,可越是艰难,越激发着我的写作欲望。我总在想,有生之年要如何走过,才能对得起生之养之的父母;对得起关心自己,期盼自己早日康复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我没有别的长处,唯有用自己的文字来抒写我的心绪,我的回馈,我的感恩。以下文字都是我句句垂泪、字字泣血的醒悟与感念之作,愿君能耐心读下去。
(1)书桌
十二岁那年,爸爸被打成特务关进牛棚,家里穷得叮当响。妈妈一个人支撑着单薄的身体劳动,硬是支撑着我们姐弟六人的生活,扶持我们读书。那时姐姐十五岁,刚读高一,最小的弟弟三岁,正是呱呱待哺之时。妈妈象一架永远不停的机器,日日夜夜都在操劳。由于此,我与姐姐虽然年龄小,却也过早的懂事了。放学一回家,我们便积极帮助妈妈干活,并认真地带好小弟弟。
由于穷,家里没有书桌,惟一的一张饭桌也早已百孔千疮、坑坑洼洼,然而,每当吃完饭,一盏小煤油灯,姐弟五人就像几只小燕子,各自占据这张饭桌的一角,开始做作业。
五只小燕子是那么专心,那么细致。可是,饭桌太小,加之那些凹凸和坑洼,不是姐弟们的手臂相碰,便是把作业本戳开洞。为此不懂事的弟弟便常常埋怨妈妈,说别家都有大书桌,为啥不给我们买一张。这时,妈妈抱着最小的弟弟坐在一旁,每当听到弟弟们的埋怨,便轻轻的安慰弟弟们说等爸爸回来就给你们买。然而,我每一次看到她说完,就发现她眼里溢满了悲痛和泪花。
爸爸总不见回来,买书桌的愿望也自然未能实现,一个聪明的弟弟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块铁皮,于是,填补了这饭桌的坑坑洼洼。可饭桌毕竟太小,坐不下姐弟五人,于是,我与姐姐把楼梯一扫,便把楼梯当“书桌”,开始了一年多的“楼梯作业”。
有一次,姐姐的班主任来家访,看到我们家的惨状,第二天便把我们家的情况汇报给了校长,要求校长免去我们姐弟的学杂费,然而,当时的校方怎么能为一个特务的子女们免费读书呢。这个青年教师反被校长责骂了一通。一气之下,这个年轻教师和我当时的班主任(一个两鬓斑白的老教师)在一个风雨之夜突然给我们送来了一张三抽桌。当时,妈妈看着这一老一少的两名教师,感激的眼泪不住的流下。
而今,那位老教师早已作古,那位年轻教师也调回老家湖南。我父亲的问题也得到了平反昭雪,姐姐大学毕业成为国家公务员,五弟大学毕业后也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两个弟弟成为民营企业家。而每当我们姐弟相聚在家里谈起往事时,总也忘不了那两位恩师,我们姐弟对那张刻满回忆的三抽桌从来舍不得扔,总是敝帚自珍。
我们常常不约而同地走到那张书桌旁,仔细地拭去上面的灰尘,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抚摸着它。
(2)雏鸟欲飞先折翅 展翅高飞当自强
初中毕业那年,我以本地区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对于我这样一个既无靠山又无金钱的农家孩子来说,在学校里除了刻苦学习和认真攻读外,没有更多的想法。
从进入学校哪天开始,我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孜孜以求地汲取知识的甘露。这一切都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不久,我被推选为班长,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涯里,数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以及“优秀学生干部”,在班主任何老师的鼓励下,参加全国师范类大中专院校作文竞赛也屡次获奖,这些荣誉曾使我得意洋洋,但每当想到自己的家境,我便暗暗下定决心:不能骄傲,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三年来的辛勤打拼,加之自己的谦虚好学,我赢得了班里同学的尊敬。毕业分配在即,校方有一项规定,凡在校期间,品学兼优的学生可由班主任推荐,经学校考核,保送到高一级师范类院校深造(保送名额仅占百分之二,也就是说,我们班仅有一个名额。),而且在深造期间,学费全免,并提供伙食补助。这在当时(八十年代初)无疑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但要得到这个机会,除了同班同学的信任外,还有班主任这关,学校这关,层层叠叠,错综复杂。作为一个追求上进的青年来说,我非常想得到这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机会。我的班主任是一位比较正直的教师,他在班里宣读文件后,开始让学生无记名投票,全班四十八人,我竟然得了四十六票,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班主任按照班里同学的意愿把我报给了校方。在一个微风送暖的黄昏,班主任找我长谈了一次,谈我的家庭以及我的前途,并鼓励我上大学后一定要更加刻苦努力,报答社会。当时,我被何老师诚挚的语言感动得热泪盈眶,频频点头表示,一定不辜负老师和同学的厚望。
好不容易挨过了漫长的推荐期(对同学们来说也许并不漫长),校方张榜公布,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看到红榜的那一刻,我激动得泪水直流,在几个好朋友的撮合下,我从羞涩的囊中抠出两张“大团结”,同他们到馆子里“搓”了一顿,以示庆贺。
眼看就要毕业了,同学们为了分工忙得热火朝天,加之学业已修完,教室里、宿舍里空荡荡的,只有我这个“不担心”分工的人独守空房。
毕业典礼那天,校方公布了第二次推荐红榜,我依然榜上有名。接下来几天,毕业分配的名单也已确定了,同学们纷纷洒泪告别,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校园里一天比一天安静,最后只剩下红榜上这七八个未来的“天之骄子”在校园里游荡。据校方透露,学校党政部门正在考察我们的情况,本着为上一级学校负责的原则,还要张榜公布一次推荐名单。
十多天过去了,天之骄子们有些沉不住气了,有的“跑”回家,有的“走”亲戚去了,惟有我无依无靠,只有以书解闷。
难挨的日子终于过去,当第三次公布红榜时,红榜上再也见不到我的名字,我在红榜前欲哭无泪,徘徊良久,就像展翅欲飞的雏鸟,被狂风无情的吹折了翅膀……当晚,班主任和我彻夜促膝长谈,帮我“抚平”了心灵的创伤。第二天,在那几位热心的天之骄子的帮助下,我打好背包,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谆谆教诲中,踏上了我的漫漫长途。
十多年过去了,凭着坚强的意志,锲而不舍的追求,我在一所农村小学辛勤的耕耘,伴着煤油灯的亮光,从每一个季节的深处打捞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边教书边复习,终于带着满身的乡村气息,走进省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四年大学生活,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我一边完成学业一边笔耕不辍,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镶在云边的花朵》,并陆续发表了散文诗系列《多情的日子》;与《云南日报》的编辑杨启云先生合编出版了云南大学生抒情诗集《飘在故乡的云》,与《云南教育报》的编辑田振荣教授合编出版了教育论文集《云南省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选》等。大学毕业后,我如愿以偿走出农乡,调入市重点中学,并且与多年前哪些天之骄子们并肩工作,在工作中赢得了他(她)们更深一层的敬重。
多年以后,我终于知道了多年前的推荐真象(我的深造名额被一位县长的千金顶替了),即使如此,我并不气馁,因为我坚信,要想飞得更高,必须自信、自立、自强,同时,我也为自己这十多年来的努力奋争而欣慰----我没有为此而患得患失,丧失自我,而是很好的把握住了自己。在此,我真心的祝福那位县长千金一路走好,因为前面的路正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