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姥姥儿年轻时候也爱时髦

我姥姥儿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

受老旧思想影响，她没上过学——那时候的妇女必须在家里相夫教子，学好女红、会做饭就可以了。

从她的一张老照片上看，我姥姥儿也是爱时髦的人。

她十几岁的时候，拍过一张“女学生”款儿的照片——荷叶头，头发缝子是偏分、朝左边的。

右边耳朵上分别着一根黑色的别针，为了固定浓密的黑发。

她整个身子是稍微倾斜地对着相机镜头，不是一板一眼的正面像。

两条细长的眉毛，眉心处黑，越往两鬓越淡越细。

那时候的她，是长条形的眼睛，有点吊眼梢的丹凤眼的意思——却没那么艳丽、招摇。

心形脸，嘴唇也是薄薄地抿着，黑白照上看不出来口红的颜色。

她眼神儿有点羞涩，好像看着镜头的上方，不好意思直视镜头似的。

她整个身量很苗条，颇有点弱不禁风——简直跟老年时候圆滚的身材判若两人！

黑白的照片，衣服的颜色也看不出来。

但上身可见是一件深色的对襟纽扣小西装，下身一条浅色过膝百褶裙，脚上是白袜子配低跟小皮鞋。

这身打扮，放在今日应该算是制服控吧！

2. 30岁开始学习认字儿的姥姥儿

解放后，我姥姥儿参加了政府安排的妇女扫盲班，从拼音和简单的字开始学起。

我妈是老三，那时候我姥姥儿已经生了我妈，也有30 岁了。

她白天要在印刷厂工作，午间和晚间要学习，然后还要抽空回家带孩子和做饭——生活是十分忙碌辛苦的。

但这一点不耽误我姥姥儿对认字儿、学习的热情。

她有一个小本子，是拿印刷厂生产后的边角废料装订成的。

这本子手掌大小，正好能放在衣服的口袋里。

还有一支铅笔——也算不上铅笔了，写得只有大拇指长，还是捡了人家写剩下不要的。

写字的时候，铅笔最高的地方到不了虎口——不好使劲儿，所以没人要。

但是这不耽误我姥姥儿学习，她想了个办法——找了一节跟铅笔差不多粗细的杨树枝，手指那么长，用砂纸把外皮粗糙、磨皮肤的地方磨平。

再用从印刷厂捡了点没用的胶布把铅笔和树枝“嫁接”了起来——一支“长”铅笔诞生了！

每天，扫盲班的老师都教一些字，她都认真学、即使地记录在小本子上，没事就拿出来看看。

渐渐地，认识的字儿越来越多。

后来，厂房墙上贴的大字报她都能看懂，每日的报纸读起来也毫无障碍了。

3. 我姥姥儿啥都懂

小时候在我姥姥儿家，是决不缺乏报纸看的。

有我姥爷爱看的《参考消息》，还有我姥姥儿爱看的《新文化报》——这是市民报，除了一些基本的市政消息，还有很多街坊里短、人情世故的报道。

我姥姥儿每天午睡前后，能戴着老花镜认认真真地能把几个版的报纸从头到尾看个遍。

所以，你跟她聊天，会发现她是一个啥都明白点儿的老太太，一点也不愚昧、糊涂。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4、5岁的时候，我大姨的女儿——大表姐要考大学。

那时候并没有高考扩招一说，考大学还是竞争异常激烈的，能上个大专都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大表姐考前压力过大，头晕眼花失眠，看不进去书。

把我大姨给急坏了，她以为是年轻人偷懒不想学习考试， 所以，天天上学校动员老师再多施加点压力。

我姥姥儿听说了，跑去大姨家，让我大姨上学校给我大表姐请了一周的假。

那会儿正好是春天，柳树冒芽，春花吐蕊。

我姥姥儿天天带着大表姐上公园溜达、下馆子吃好吃的。

一周后，我大表姐主动要求回学校看书，此后直到高考再也没厌学过。

到了2004年，我考上了厦门大学，那时候我姥姥儿已经75岁了。

厦门大学虽然是南方之强，但是在那个个人电脑尚未普及、上个网都得去网吧的年代，厦门大学在东北人心目中就是“私立的、民办的、花钱能上”的野鸡学校。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姥姥儿的亲弟弟——满头白发的舅姥爷正在我姥姥儿家做客。

他接过我的通知书，专程戴上了有几道裂缝的老花镜，仔细瞅了几个来回，然后把忧虑的目光从眼镜上方探向我：“这民办的学校得花不少钱吧？”

我那专程为得表扬的火热小心思，顿时被泼了冷水，怀着老大地委屈向我姥姥儿抱怨。

我姥姥儿说：“他懂啥？你那是985名牌大学，别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