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从巢湖市到舒城县东港村的新四军四支队旧址，车上的导航仪显示只有140多公里，但却整整开了一个上午才到目的地。

昨天下午决定要过来时，办公室的同事都要求随同。唐诗想，这是个新开发的革命遗址纪念地，都过来看看也好，也算是一次实地传统教育。于是花400块钱租了一辆依威柯，留下老朱一人值班，其他人都一道来参观四支队旧址。

依威柯在舒城境内的一座座大山间盘旋。山道的陡狭，让经验老到的师傅不敢怠慢，陪着小心从一棵棵板栗、青松的树荫下缓缓而过。驾车的司机无语，坐车的人却七嘴八舌地开心起来，一边赞叹着山区的美景，一边猜测着四支队将指挥中心选定在东港村的种种可能。

终于到了东港村的韦家大屋四支队旧址。大门敞开，里面左右和正面各有一路瓦屋，围成一个大的院落，进门处几棵青松挺拔青翠。可能是临近下班时间，里面空无一人，清静得鸦雀无声。只有院落正中一座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塑像，在定定地注视着大家，面容清癯，目光冷峻。隐约中，唐诗似乎听到他低沉的话语：你们终于来了……

这里是敞门入场，所有展厅的门都开着。从正面的四支队纪念馆大厅，再到支队会议室、高敬亭将军卧室、展览大厅，唐诗领着大家一路看下来。但没人讲解，总觉得意犹未尽。

一行人来到工作人员办公室。窗台上放着一摞名片，小焦从中抽出一张，按上面的电话号码打过去。

不一会，一位老同志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从墙上挂的工作人员照片看，大家已经明白，来者正是纪念馆的馆长佘锦祥。

听说是巢湖来的党史工作者，佘馆长动情地说：“见到你们，真的感到很亲切。”

在和佘馆长握手时，唐诗说：“我们那边是首战之地，你们这边是指挥中心，是指挥首战的总部。我们今天就是到总部来朝拜的。”

心情激动的佘馆长，一边领着大家走出办公室，一边介绍说：我们这里地处风景秀丽的万佛湖南岸，是群山环抱中的一块开阔冲地，过去韦氏家族选中这块福地，建了20多间徽派建筑的房屋，由于气势不凡，当地老百姓称它为韦家大屋。韦家既是当地名门望族，也是开明绅士，四支队过来后，韦家人自愿把房屋的一大部分让给新四军使用。从1938年5月到1939年6月，四支队军政机关在这里驻扎了13个月，离开以后，又把房子还给了韦家。1991年，韦家人把这些老房子无偿捐赠送给国家，我们这才办起这个旧址纪念馆。

说着话，走进展览大厅。佘馆长自嘲地说：“讲解员现在正在吃午饭，我就用这个带土味的普通话为你们讲解吧。”

“好！好！”唐诗带头鼓起掌来。

馆长亲自讲解，这可是高规格的待遇。真是来得不如来得巧。

佘馆长的舒城普通话，把大家带进了红色记忆的峥嵘岁月——

1937年7月上旬的一天，红军长征后在大别山区坚持了3年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没有军长），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从GMD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国*共合作的消息。这个消息，对于同ZY失去联系多年、一直处在GMD大军“围*剿”之中的高敬亭，自然不敢轻易相信。他担心，这又是GMD设的局，想让他高敬亭钻进去。他必须找人求证，求证这个消息的真伪。

找谁求证呢？巧得很，求证的人主动找上门来了。来人是中共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几个月以前，何书记派出去寻找ZY的联络员，昨天刚从西安返回，并从ZY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带回一些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干系重大！何书记第一时间找到高敬亭，商讨对策。

当高敬亭看完这些文件后，心情是难以平静的，作为一个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坚信ZY的决定是正确的，大敌当前，国*共之间的恩怨理应抛到一边去。7月15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八天，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名义，致函GMD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建议停战谈判，合作抗日。

又是一个巧合，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向GMD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时的国*共合作还只是处在ZY层面的接触，以周先生为首的中共代表和以蒋先生为首的GMD代表，正在庐山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红军如何改编尚未成定论，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都还没拿到手。高敬亭此时此举，着实是先行一步，是暗合ZY大政方针的先行一步，是朝着民族解放的正确方向先行一步。这在南方八省十多支红军游击队中，可谓一枝独秀！。

谈判伊始，也有不和谐音。先是GMD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派出的谈判代表，以为高敬亭混不下去了，趾高气扬地要红军归顺、收编。接着又有在“围剿”中多次吃过红二十八军亏的国民党三十二师，趁谈判之机包围我根据地的军政机关，企图“报仇雪耻”。好在他们上面还有一个卫立煌，这位当时也在庐山开会、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电话中以一句“大敌当前，岂能兄弟阋于墙”的诤诤之言，阻止了他这些部下的种种草莽蠢动。

和谈最终成功。7月底，双方在《停止内地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上签了字。

就在高部按协议规定3个月的集结期内，庐山的国共谈判有了实质性进展——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成立。

1938年3月，高部接ZY指示，与河南确山的另一支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并奉命东进抗日。

4月，高敬亭率司政后机关进驻舒城东、西港村，同时命令部队东进至皖中的庐江、巢县、无为一带。

就在这个4月里，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 、三支队刚刚在皖南的岩寺集中，正在接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的全权代表上官云湘的“点验”，并准备进行一两个月的军政训练。

至此，谁将最先与鬼子接触，谁将最先捕捉到有利战机，已经十分明朗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已注定要在江北的第四支队发生。

果不其然，5月上旬的一天，东进前线的第九团政委高志荣匆匆返回支队司令部，向司令员高敬亭报告：战机来临。报告称，巢县东南之蒋家河口，每天都有日寇下来抢劫，河口一带的河埂杂芜丛生，芦苇茂密，是打伏击的有利地形。

高敬亭审时度势，决定首战就从这里开打，并指示高志荣：“你们要打，就要打个歼灭战，粉碎那个‘皇军不败’的神话，让日本侵略者尝尝中国人民的铁拳！日本兵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他们也是是人。要教育干部战士，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首战一定要打出我们的军威！”……

讲解到这里，余馆长话锋一转，对唐诗等人说：“接下来的就是蒋家河口战斗，这精彩的一页，就在你们那边，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又说：“时间不早了，你们就在这里吃饭吧，尝尝我们的农家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