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太匆忙。其实，人生何必太匆匆。
我们，有时候就像爬山，有人低着头什么也不看爬到山顶，有人一边爬山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
我们，时常在奔忙的路上忽略了身边的人和身边的风景。
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难道不是这样吗？或许你喜欢这篇文章，但因为10分钟后要赶去一个饭局而不得不匆匆出发；或许你讨厌这篇文章，但或许会没有读完就骂声无聊而关闭网页。
这就是中国人的急躁。对此，《新周刊》曾有过经典描述：中国人爱着急，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以乘电梯为例，我在国外旅行，很少有人去按电梯的“关门”按钮，听到有人来也会按住“开”等下。而在国内乘电梯，总有人迫不及待的去按“关”，半秒钟也不愿等。
美国《侨报》总结为“三躁”——急躁、浮躁、暴躁。我们一遇到排队，就抓耳挠腮、顿脚搓手，一会儿看表、一会儿望天，一副失魂落魄样儿；每逢堵车，先是嘴上骂骂咧咧，继而手摁喇叭不停，放眼望去，马路上全是“路怒”族；为了房子、车子、票子、面子，你追我赶，攀来比去。什么三思而后行，什么戒骄戒躁，什么欲速则不达，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也。
我们如此匆匆，心急火燎，到底为什么？我们急着赶路，到底是要走向何方？
我们急，不是为了领先，而是为了不被抛下。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不是金字塔，而是马拉松。金字塔社会，如果安于底层生活，可以过上贫穷低贱的生活而心安理得，印度的贱民即是如此。然而，在马拉松社会，每个人都需要奔跑，如果慢了就会被彻底抛弃。被抛弃的结果是，看着别人远去的背影，永远和这个社会脱节。
法国《新新闻》杂志也有类似分析。法国人认为，中国是个发展迅速却不平衡的社会，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另一方面许多问题十分突出，环境问题、社会福利不健全、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都亟待解决。或者干脆说，如此多的人口和如此辽阔的国土本身，就是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这种复杂性很容易造成社会不同阶层的情绪偏激和思维偏执。
法国人可以分析，但未必能真的理解。
他们无法理解中国1979年以来为了抢回失去的时间建设四化的急迫心理；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在30年里完成别人100年要做的事所不得不经历的巨变、不安、焦躁和无奈；他们更无法理解一个文化断层、失去信仰后的国度面对金钱刺激所产生的抑制不住的狂热。
客观而言，不是我们急，而是社会裹挟着我们被迫急。
然而，主观层面，作为独立的人，并非没有选择。面对社会的汹涌大潮，人心中的那块信念之石才是岿然不动的中流砥柱。
不急，需要读书。古人说知书达理，胸中有万卷书方可处变不惊。我高峰时间在伦敦搭乘地铁，等到第四辆列车开来才排队上去。英国人大都拿着书或报纸，静静地排队。没有喧哗，更有被挤上去的景象。这种书香下的泰然自若，我们尚有差距，需要学习。
不急，要有爱好。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人忙于工作和应酬，出了挣钱吃饭睡觉，缺乏自己真心喜爱的事物，纯粹是为了活着而工作，为了挣钱而工作。我帮朋友接待过一个瑞典客人，这位老兄去颐和园时看着树上的鸟半天一动不动，和我说他是个观鸟爱好者，到森林深处看鸟、听鸟。
我们或许举得这样很无趣，不如来一圈麻将过瘾。可人的这种爱好甚至嗜好，是心灵安静的源泉。中国古代不乏此类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散，令人神往。禅宗说，不是云在动，不是风在动，而是你的心在动，说明人内心深处的宁静才是根源所在。
一位老中医曾给我十六字箴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中庸和谐，外圆内方。如果做到这十六个字，急躁之情必可缓解。
戒骄戒躁、稍安勿躁，加强个人修养是一方面，关键还需要制度给力，用制度保障公平公正。唯有让国民活得更有尊严，才能不“躁”。
制度给力，就是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建设要跟上，对医疗、住房、教育等公众关心的问题早日解决。欧洲人多年来过着慢悠悠的生活，因为那里有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人们只要尽心做事，无需为将来担心。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欧式福利制度遭遇挑战，欧洲人也不再那么淡定了。
对于中国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福利制度供给方面保持平衡，并由此给公众信心。
古人讲，不患寡而患不均，用制度保障公平是又一要素。除了分配、再分配环节的公平，在具体小事的设计上也要注重细节，保证公平。在首都机场，前些年排队乱哄哄，经常出现插队吵架现象，近来引入了排队线，一个人口，大家依次前行，想插队都难。银行前些年也是争吵频发之地，引入排号机后大为改观。
制度给保证、社会有公平，人才可以安心做事，才能有尊严，这样可以防止全民急功近利，让每个人都各尽其责、各得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