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一：所谓意义
一一与《大水之年》有关的点滴
没想到写了这样一部小说，自己都觉得惊讶。
初稿写于一九九三年，只有万把字。当年祖父去世，情不可堪，写了个小东西，以资纪念。自己觉得不成玩意儿，况且当时专注为诗，短文就那么撂在那儿。三年后，我到一家培训中心就职，工作清闲，某日，忽想做文，四个多月，扩写了十万来字，规模小有，当是一九九八年的事。二零零二年，我调到某机关，又三年，到下属报社任职副总编，工作多经曲折。期间，父母相继下世，悲伤之中，翻弄出旧作，二零零七年，删掉三四万字，增加了十三四万字，所增内容主要是对亲人的怀念和对现实生活的嘲讽。修改后，定名为《流沙》。但小说本身问题很大，主题轻淡，人事杂芜，前后矛盾，硬伤多多。成书后，不但不觉得轻松，反而如添心病。
二零零九年初，我再度调整工作，几近无事。年少雄心勃勃，一朝被束之高阁，苦闷难当。何以解忧？读书、思考与写作。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至二零一零年五月，删字七万有余，增改十万多字，改名《大水之年》。这次修改，保留了原故事的基本构架，去掉了一些不必要的繁缛情节，以方便阅读；增加了大量新鲜内容，使其人其事有始有终；特别是删掉了许多打诨插科之辞，一扫原稿之戾气，心平气和，大有扫尘除秽之感。
算起来，这部作品断断续续写了十八个年头，整个写作过程，也是我多年心路历程的缩影。从最初的敏感忧伤，到后来的激动暴躁，再到现在的心平气和，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平添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毕竟，活着，我们总要承受一些东西，容忍一些东西，那怕这些人、这些事与你的心智格格不与，甚至完全相左。这也是小说中的水领导、老马最后突然形象大变的原因。还有，对汉奸曲大壮及其子曲三，越写心越软，那曲三，我竟然安排他死得颇有悲情。我用理性写作，但我又不断地用“此理性”去矫正“彼理性”。我在创造人物，反过来，我又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所控制，我甚至无法安排每个人物的结局！
小说的诸多人物中，我尤其偏爱程梨花，因为她身上有几分我母亲的影子；其次是王娣娣，但她与现实中的人物无关——当然，我的爱人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至于其他人物，有几个我不太喜欢，特别是曲振和曲君。前者性格偏激，好走极端；至于后者，尽管以“我”的面目出现，但有点神经质，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
小说中还出了现了一些历史人物和鬼神妖怪。他们既生活在“我”的现实中，也出现在“我”的梦幻中。他们是小说初期创作的遗迹，也是小说中人物生存状态的一种反射。我想说的是，现实不过是历史的一再重复，死亡是生存的另一种拷贝。如果不是刻意屏蔽，我们有无数个理由肯定存在的荒诞。但是，人生，需要意义；没有意义，就失去了前行的理由，因此，对意义的追寻成为我们存在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手段。
不过，更多的时候，意义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因为出发点的不同，意义成为一个飘忽不定的变量：有多少个个体，就有多少种存在方式；有多少种存在方式，就有多少种意义。这也造就了我独特的写作状态：记录而不是描写，陈述而不是评判。
存在是一出荒诞的悲剧，如果以终极的眼光看，我们都是各自悲剧的主人公。过去永远是失真的，而未来只是一个假设。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通过理性，寻找到一些聊以自慰的片段，创造出一些关于未来的彩色气球。但从古至今，没有人能够地测量出，所谓理性离荒谬有多远。正如这部小说，不管时空如何变幻，不管情节如何离奇，反反复复只是一句话：也许，意义，不过是荒诞的一个美丽的横截面而已。而这，似乎越来越偏离我的初衷，那个天真忧郁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