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底，有这样一部奇特的电影上映：
--它的前期拍摄成本仅几十万，却在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一鸣惊人，获得“最佳电影文本”奖，赢得《无名之辈》的导演饶晓志力挺，为它监制，保驾护航。
--它上映前，宁浩、吴京、郭帆、文牧野、姚晨、路阳等多位影视圈大咖自发为它助阵，给予极高的评价；连影院也毫无吝惜，用排片鼎力支持。
--然而，上映后它却遭遇了滑铁卢。首日上座率仅1.7%（同日是《我和我的祖国》上映的第61天，上座率3%）；截止今日，票房仍未超过1000万。
这么大的反差，难道之前诸位大咖的力荐只是打人情牌？
不！ 在古木看来，它不但是部佳作，还是2019年最令人惊喜的影片！
古木将它推荐给你，不是为它鸣不平；而是知道，辛苦了一天的你，一定能从它那里获得几许欢快、几许宽慰、几许温暖、几许浪漫。
答应古木，不要看了片名就跑。
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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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上的夏洛克》
01
它为何会在上映后滑铁卢？
首先、它的片名很劝退。《平原上的夏洛克》给人一种不中不洋的违和感。
“夏洛克”意指夏洛克·福尔摩斯，是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塑造的经典神探形象，经由本尼英伦腔十足的完美演绎，风靡全球。将这样一位英国神探，放置在富有农耕特色的平原上，有一种土里长出了炸鱼薯条的突兀感，实在不太相宜。
其次、它的宣发很劝退。通常而言，明确的类型定位，是吸引目标受众最有效的策略。然而，下面这张宣传海报却给影片贴上了林林总总近十个标签。这些标签每一个用的好，都能触达不少受众；放在一起却互相拆台，让人生出这样的困惑：这到底是一部什么电影 ？
这种困惑或许正是宣发方的策略：让观众产生好奇，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但是，这个策略对于一部“导演、演员、题材”均无高号召力的电影，实在过于激进。
再次、它的题材很劝退。这并不是说农村题材没有佳作。《李双双》《喜盈门》《一个都不能少》《活着》《红高粱》《黄土地》《那人那山那狗》等，都是不容置疑的经典之作；还有近年的《喊山》《心迷宫》《Hello! 树先生》，去年的《过昭关》都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但几部佳作，尚不足以打破题材自身的限制。
从上方古木整理的表格中可以看出，农村题材电影低票房、低市场号召力，是普遍现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宏观层面时代发展、城乡差距拉大等因素，也有微观层面创作者心态浮躁、受众娱乐性偏好等因素，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
以上三点，在古木看来，就是造成《平原上的夏洛克》在上映后滑铁卢的主要原因。
02
为什么说它是2019年最令人惊喜的影片？
古木有五个理由：
第一、导演虽是新人，但功底扎实有新意
《平原上的夏洛克》虽然是导演徐磊的长片处女作，却不是他第一次“触电”。
事实上，徐磊曾先后到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学院、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并在此后的十余年以摄影、编剧和导演的身份参与了多部广告、纪录片和电影的制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从视觉风格上就可以看出，本片对农村题材的表现有很大突破。
导演在纪实风格的基础上，通过镜头的运动、景深的变化、光线的对比和色彩的铺陈，使画面既保有生活朴实的质感，又具有细腻诗意的描摹，层次丰富、富有张力、饱含温度。
此外，导演对于镜头视角的选择，也常常出人意料。
影片中至少有三到四个镜头，是完全从影片人物身上跳脱出去的。这就使得影片内多出了一位看客。作为观众，我们从这位看客的视角偷窥到了我们本不会看到的东西。这种“嘘，给你看个好东西”的交流感和私密感，让我们的观影体验意趣十足。
从蒙太奇风格上来讲，影片大量的使用了“跳切”的手法，将事情的开端和戏剧性转折并置，创造出极强的戏剧张力和荒诞色彩。
在整体风格有所突破的基础上，导演还创造出了个别极具美感的镜头（例如：往塑料遮雨棚上倒金鱼，超英骑马夜奔，超英、占义、树河最后走入瓜林等），让人从心底里升腾出一种感动，久久难平。
不仅如此，导演在叙事上也很有新意。
从之前各位大咖给这部影片贴的标签就能看出，导演在叙事上调用了多种类型的风格元素，却又没有把任何一种类型贯穿始终。这就使得我们在观看影片时，既熟悉又陌生，既兴奋又害怕，既惊喜又失落（说的似乎有点儿玄，类似与分别多年的初恋偶遇的感觉~)。
最后，影片西部风格的配乐也很有趣，古木在此就不多说了，留给大家在影片中感受。
第二、演员虽是素人，但表演质朴有彩头
相较于导演扎实的功底，本片的演员可以说是 ”浑然天成“的。
导演最初也试过专业演员，但实际拍摄出来效果并不理想。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专业演员的表演痕迹重，失了人物的地气；二是演员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到环境中，看起来违和、不自然。
因此，影片最终全都由素人本色出演。主角超英是导演的爸爸，本名就叫徐超英；占义是导演的亲戚，本名也就叫张占义。大家在自己再熟悉不过的环境中，喂马、拆房、搬砖、做饭、浇地，以毫不矫饰的方式呈现自己本来的样子。
这就使得他们的表演有厚重的情感支撑和丰富的生活细节，格外动人。
据说“占义将痰抹在头发上”这场戏，导演考虑到观众可能会有生理上的不适，最初没有具体设计，用了远景。结果占义到了现场灵光一现，开始自行发挥，呈现出极为滑稽、质朴的神情和动作，为本片贡献了一大笑点（古木看到这里差点儿笑岔气了）。
这样灵气十足、浑然天成的演员和表演，真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第三、故事虽然简单，但风格荒诞有思考
影片的故事要从超英卖牛开始讲述。
超英卖牛挣了17万，打算用这笔钱翻盖新房。
盖一座“四明四暗”的房子，既是超英亡妻对他的嘱托，也是他身为一个农民难以甩掉的执念。
于是超英的朋友占义、树河和一众村民前来帮忙。没想到树河在为大家采买食材的路上意外遭遇车祸，重伤入院，而肇事司机逃的不见踪影。
面对高昂的医疗费，树河的侄子和村民觉得，与其报案抓不着肇事者，拿不到赔偿；不如当树河是自己摔的，走农合报销，拿回70%的费用（这点下面会具体解释）。
但超英觉的，树河不能白白被撞了，应该报案。
于是，他自掏腰包，承担了树河所有的医疗费，报了案。
警察看了一下现场便告诉他，案发地没有摄像头，在没有目击者、现场又被雨水破坏了的情况下，想要抓到肇事者，很难。
于是，超英和占义决定自己上马，化身“平原侦探”，展开寻凶之旅。
几个农民想要寻凶谈何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求仙问道，土法查案，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肇事者。
故事虽然简单，但影片在叙事的过程中，将农村青年外逃、阶层压迫、城乡差距、人情社会等一系列的观察放入其中，并搭配了两种不同的策略——“点到为止” 和 “荒诞叙事”。
“点到为止” 能够保证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即有所思考，又不觉得沉重压抑。此中平衡的把握，对导演的功力是一种考验。
“荒诞叙事” 则以 “举重若轻、笑中带泪” 的方式，将导演真正想要揭露的问题表达出来。
在古木看来，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1） 制度困境
从树河被送到医院急救开始，超英就反复面对着一个难题：要不要报案？
如果报案——农村道路缺少监控设备，没有目击证人、肇事者逃跑，警察基本上也束手无策。法律上，医疗费用应由肇事者承担，没找到肇事者前由受害者垫付。
如果不报案——新农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按照普通的医疗案例，报销70%。
以博弈论来看，最理想的选择（肇事者承担所有医疗费用）无法实现，不报案承担30%，自然优于报案承担全部。
发生车祸，找到肇事者，本是人之常情，亦是公理之所在。但农村建设的不完善，执法机构的不得力，和法律制度的不全面，使得受害者在寻求公理的过程中背负沉痛的代价——多么荒谬！
（2） 身份错位
想找肇事者，既然指望不上警察，也只能自己上了。于是两个既不擅长逻辑思维，也不具备刑侦能力的老农民，开始一本正经的寻凶。
这种身份错位，不是导演徐磊臆想的，而是源于真实的生活经历。（曾经导演的亲戚被撞，家人将他送到医院后，没有报警，自认倒霉，但也不甘放弃寻找肇事者。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了，却让导演难以忘怀。）
如果执法部门总是无法充分履行职责，让普通民众“打肿脸来充胖子”，那社会的荒唐程度实难想象。
（3） 人情 v.s 正规渠道
为了找出肇事车辆的信息，超英和占义请超市老板帮忙，让他们看一下门口的监控录像。然而，好话说尽皆无用，不顶超英一个电话打出去，找熟人托关系，用“六度空间理论”很快就找到了关键人物，看到了监控。
随后，占义在追查可疑车辆的过程中，与小区保安发生肢体冲突，被公安拘留。公安局的于队长语重心长的教育超英，要通过正规渠道去解决问题。
结果当于队长带着超英找到可疑车辆的车主时，二人竟被训了一顿。
原来可疑车辆的车主是那个市的著名企业家范总。范总的人脉四通八达，上可跟市长一同出席会议，下可跟公安局局长聊天吃饭。小小的于队长，他完全不看在眼里。
最终，于队长既没问话，也没查证，带着超英灰头土脸的离开了。面对超英的质疑，于队长只得叹息，“叔，我心里有数”。
如果“正规渠道”始终是权威人士的“人情”，那“人情”就成了普通老百姓们唯一的“正规渠道”—— 令人唏嘘。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后面还有两点，考虑到单篇篇幅，古木将它放在了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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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物虽然庸碌，但血肉丰满有点酷
第五、农村虽有痼疾，但人情浓厚有温度
内容很精彩！千万别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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