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斗争中成长
排序问题总算解决了，标点世界联合国大会立即进入正式议题的讨论。
标点科学院的专家首先在会上发布了一个报告。
报告说，近代以来标点符号虽然发展很快，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不时遭到阻挠和反对，可以说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历史上一直有人主张不用或者少用标点。这些人当中既有顽固的遗老遗少，也有新派人物；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些还很有影响力。
18世纪的美国作家提摩西•德克斯特（1747—1806）是反对标点符号的急先锋。1802年他写过一本书叫《智者的困惑》，全书没有一个标点，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句子。而第二版中他又在书中增加了一页，印的全是标点符号。他说，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标点插入字里行间,就像“撒点胡椒和盐”。
约翰·多布逊（1794—1847）是一个牧师，擅长数学，也从事文学写作，不过他是以憎恨标点符号出名的。1815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几何原理》，全书除了每段末尾用了一个句号外，没有任何标点符号。
哥楚特·斯泰因（1874—1946）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出生的先锋派女作家，最突出的特点是藐视标点符号。斯泰因认为“句号有着自己的生命”，所以她只用句号。有时她会不留神写下一个逗号，不过她十分厌恶逗号，认为它“具有奴性”，使作品读起来过分容易。她认为问号和感叹号“具有鲜明的背叛性”。
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和诗人纪洛姆·阿波里耐（1880—1918）曾公开宣称，“我摈弃标点符号，因为我觉得它们毫无用处”。
在中国，标点符号曾遭到顽固派的拼命抵制。他们说，以文气为主的中国古文，要用标点去裁断，无论如何是不会调和的，那是对古文的亵渎。他们把使用标点符号斥之为“画蛇添足”。他们嘲讽说，叹号有什么好，放大了看像炮弹，缩小了看又像细菌。
著名翻译家林纾，就是一个标点符号的坚定反对者，他宁可以“此语未完”夹注在译文中，也不愿意直接采用省略号。
鲁迅在回顾标点符号的推广时曾写道：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报告最后说，进入网络时代，标点世界又遇到了考验，我们应该在回顾标点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找到保卫标点的正确方法和路径。
腾小追发现，在会上，对于网络时代标点世界的生存和发展形势，各国代表分成了两个派别。
一派是悲观派，认为标点世界目前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人们在逐渐放弃标点，如果不想办法去拯救标点、保卫标点，标点世界将遭遇灭顶之灾。
另一派是乐观派，认为标点世界目前遇到的困难，只不过是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挫折，标点世界可以像历史上一样，凭借自己的顽强生命力战胜困难，继续向前，不断发展壮大。
悲观派的代表是分号和一些不常用的非主流标点。让腾小追感到意外的是，最坚定的乐观派竟然是逗号！
分号提醒逗号：“你没听说呀——逗号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过时，逗号的没落就像氢氧发生化学反应变成水。还有那个叫什么斯泰因的说，她十分厌恶逗号，逗号具有奴性。——难道你不害怕？”
“这些说法都太武断，太主观；要不就是故作惊人之语，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没必要理会。”逗号非常平静。
逗号分析说，不用标点，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为了修辞上的需要，为了形成某种风格。这方面我们不但不用担心，还应该感到光荣，因为正是我们标点的协助、配合，才帮助作者形成了这种修辞风格。另一种情况，不用标点是有些人想标新立异，吸引眼球，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不予理会，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逗号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形成主流，都不会影响到标点的地位。
逗号进一步举例说，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在小说《尤利西斯》里曾经有40多页没用标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刘索拉有时候也是整段整段地不用标点。这都是为了修辞和表达上的需要，虽然后来有不少模仿者，使用的规模和范围毕竟有限。
标点世界联合国大会经过认真的讨论、磋商，形成了一个决议。腾小追对这个决议进行了分析、梳理，总结出几个要点，写成报道。
决议认为，对标点世界当前形势既不能过于悲观，也不能过于乐观。保卫标点的方法和路径，首先要继续宣传、推广标点符号，让人们提高认识，主动使用。其次要加强标点的规范化，把标点的规范化作为保卫标点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议特别强调，当前标点符号的不规范使用令人担忧。轻视标点，有章不循，使用随意，错误不断。如果不加以重视，同样会影响到标点世界的生存与发展。
会议要求，保卫标点要完善制度，建立机构，使保卫标点这项工作能够持续、有效地开展下去，做到常规化、制度化。
与会代表一致同意，设立标点纠察院，专门负责保卫标点这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