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烟台时，妈妈每天到楼下打一斤鲜奶。买奶的有个特质的筒勺，在奶桶中只虚晃一下，蜻蜓点水似的掠过奶油，手腕一提一收，全数倾进塑料袋里，一滴也不会洒。上秤称一称，恰好是一斤。妈妈便递过去三元钱，趿拉着拖鞋，很沉着地走上四楼。

第二天一早，她将这些奶倒入锅中，开文火，手里攥着一把勺子，往往等不及烧开就要撇出几勺尝鲜，嘴唇一抿，如龙取水般地吮走薄薄的一层奶皮。

妈妈每天喝一斤鲜奶，拍打着肚皮，很苦恼地说：“为什么减不成肥呢？”

我们家的人对吃很上心，不客气地说，就是各有各的馋。我和我爹像两只河马，属杂食动物，肚子饿时百无禁忌。我爹在各方面都很文雅，唯有做饭时显出山东大汉的风格。我仍然记得高中时爸爸煮面，下半盒甜面酱，过一遍凉水，最后用揉面的大盆盛出来，面小山似的拱起来，冒个尖。他把大盆放在我跟前，矜持地说：“你不必担心不够吃的，锅里还有些。”我妈妈像猫鼬一类的小型动物，吃相相对娴雅，绝不饥不择食。说白了，她比我和我爹更馋，觅食的热情也更高涨。两年前，妈妈转机，在北京歇脚一天。她老人家不顾舟车劳顿，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在盐帮菜馆里吃了一罐退秋鱼。她就很像梁实秋散文里那个雪夜寻四样小菜就梨的旗人老头儿。

妈妈不惮于尝试一切新奇的食物。外国的绿毛奶酪，叫blue cheese的，有些人觉得闻起来像发酵的臭袜子，她能如吃腐乳一般一口一大块。跟她去路边吃烤串，我只点些羊肉串，板筋，馍馍片一类，我妈则斟酌菜谱半晌，然后说：“劳驾，先来两串腰子。”

我不敢造次，每每只要三四个串就作罢。这时，妈妈会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嗤笑，说到：“还不够塞牙缝的。您好，骨髓，板筋，肉串，各来十个，外加两条羊排和一盘海蛎子。”

在波士顿时，我和妈妈从中国城买了一个硕大的榴莲。榴莲在冰柜里不知待了几世几年，说是榴莲都算恭维了它，尖刺冻得如钢针一般，简直是条圆润的狼牙棒。如果黄蓉穿的是这样的软猬甲，五大高手绝对奈何她不得。

我和妈妈却都等不及榴莲解冻了，用刀劈又劈不开。妈妈于是戴上烘焙手套，到储物间拎了一把大锤。她差我将榴莲请到阳台上去，自己左手持厨刀，右手持铁锤，摆出一个钻木取火的架势，使出楔钉子的力气，用铁锤猛砸厨刀。

春秋时的干将铸剑，用锤子丁丁当当地在铁坯上锤炼，也不会比我妈当时的神态更专注了。数十下后，坚不可摧的榴莲表面裂开一条窄缝。妈妈将锤子和大刀搁在地上，左手右手分别扳住一片榴莲壳，大喝一声，手中发力，榴莲应声而开。

我们在楼上的动静太大，将楼下的安阿姨招来了。她以为我们在修补房顶。

年轻一代口味愈加刁钻。饮食西化，爱吃内脏的少。我妈还保留着彪悍而古朴的饮食习惯，对一切下水来者不拒。人家吃些羊杂也就罢了，她在食肆里转悠，却是要吃羊脸。

妈妈的一对门牙上有两个豁口，俏皮极了。我问她，妈妈，你大学的时候都做了什么？她总自我调侃：“打牌，嗑瓜子。”那对豁口据说是嗑瓜子留下的。

妈妈说，我不能理解从牙缝里将钱一分分省出来的人家；我有点钱就都给你换成吃的。

我在之前写的一篇散文里提过我家这条不成文的家训，即穿得褴褛不要紧，吃却一定要随性。

妈妈说，我得减肥了。那天晚上，我们去吃了街边烧烤。

妈妈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痛心疾首道：“我真得减肥了。”

次日，我们又去吃了路边烧烤，换了一家店铺，将海蛎子换成扇贝。妈妈戒吃，如同胡适先生戒牌。

妈妈看我这样写她，一定不高兴。她会觉得我将她塑造成了一个吃货，有损其光辉形象。

我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捋虎须。

妈妈不光爱吃，还懒于行动。

她暑假时的经典形象，就是仰卧在沙发上眯着眼睛看书，手边是一桌子饭。姥姥在一边收拾，嫌妈妈碍事，时常抱怨两声。姥姥一抱怨，妈妈就像条大赖猫似的，懒懒地打个呵欠，颇费劲地将肚子翻过来，极不情愿地挪挪屁股，给姥姥让出一片落脚处。姥姥清理完这边，再斥责两声，妈妈又翻身到另一侧，再让出一小块地方。如此能翻覆数次。

我拉她一同锻炼，妈妈总很犹豫，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只说：“我一把年纪，快走就好了。”饭后，她常选择在梦中竞走。

妈妈溺爱我和爸爸，分隔两地时却懒于打电话，我们主动拨她的号码，她又懒于接听，于是就常十天半个月的失联。我在佛罗伦萨读书一年，其他的小朋友和妈妈天天视频，我跟我妈打电话一共也超不过十次。今年，我和爸爸一起度过了暑假的尾巴。我们一起给妈妈打电话，她老人家好容易接了起来，也只淡淡说了几句，便让我们跪安了。我和爸爸都很沮丧。爸爸说，我们就像一大一小两只哈巴狗。妈妈一招手，我们就摇着尾巴走过去。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大笑起来。

爸爸想了想，又补充道，不过你妈对人好，是掏心窝子的好。

我和妈妈初移居美国时，境况较为艰难。妈妈除在哈佛听课，课余时便兼职汉语老师。她收到一百美元的学费，便兴冲冲地跑进施华洛世奇，给我买了一条一百美元的项链，又兴冲冲地来送给我。我舍不得戴，至今连塑封都还收着，只有极隆重的场合才拿出来见见光。饶是如此保养，还掉了几枚水钻，把我疼得够呛。

我已经有一对耳洞了。去年在佛罗伦萨读书时心血来潮，想要再打一对，就去请示我老娘。

妈妈却出奇地开明。她回复道：“打吧，少东家。打一百对也打得起。”

我浑身一阵战栗，回道：“打一百对，耳朵就成糖葫芦了。”

妈妈问：“你是说再打一对耳洞，而不是再定制一对耳钉？”

我称是。

那边半晌没再回信。

又一盏茶时间，妈妈才又回复道：“那怪疼的。”

于是我到现在，仍然是一对耳洞，不敢造次。

妈妈少年时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有笑意。我在济南的舅舅家翻阅一册老影集，从妈妈的孩提时代翻到少女时期，不论发型穿着如何变化，她的神态总是一致的，倔强而审视地正视前方，似乎不是在看着相机，而是透过三十年的光阴直视同岁的我。那种神情让我想到《终结者1》中的莎拉康塔相片，没有笑容，也并没有悲伤愁苦的作态，姿势服饰都显得很平常，但那对愤怒的眼睛让人从脊髓中生出一股悲意。

相对之下，妈妈成年后的照片就雀跃多了，笑容满面，娉婷大方，那种青春的活力似乎比起山口百惠也不逞多让。但她的眼睛仍和少年时一模一样，就好像一个耿介而安静的灵魂寄居在喧闹的躯壳里。那种孤直清醒的眼神放在一切场合中都不合时宜，让一切或温婉或慈悲的表情都显得嘲讽，让一切或雄壮或精致的景色都显得虚伪，像一股冷冷炙烧的怒火，抗议着生活的庸常。

妈妈豪迈，幽默，妙语连珠，进退有度，但我时常能看到那个寡言的少年的影子。如挑一个静谧的时刻，在她读一本书时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蹲下，由下而上地看着她，你会看到一双赤子的眼睛。

妈妈在本子上写诗，然后将它们扔到一旁。这给我的生活制造了很多惊喜。一个笔记本，前一页可能夹着去家乐福购物的发票，后一页上就可能有几行行书写就的隽永的诗句。

多年前，我翻到过一首。揭开书页，抬头上写着：天堂起火了。

到现在，具体的遣词造句早忘记了，只记得诸神们很慌乱地救火，而主人公则无声无息地走开，离开天堂。那首诗中的某种特质仍在刺痛我，就像老照片里的那对眼睛一样。

妈妈从最里屋的卧室里凄厉地喊我。我从最外间的餐厅一溜小跑，唯恐她身体不适。进屋后，我看到妈妈仰卧在床上，手持一本书，看上去很闲适。

我问她，傅老，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妈妈用了好大力气，终于伸出一根手指头，指了指就在她头顶的那扇窗户，谄笑道：“好狗，帮我把窗子关上吧。”

合着她把我从千里之外叫过来，就是为了关她头顶的一扇窗。

去年寒假，我和她躺在一个被窝里，诉说着自己一些幼稚的彷徨，以至于流下泪来。

我说，妈妈，我并不知道要学什么，要学医似乎也学不好。

在之前的十八年里，妈妈无时不刻不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

这时，她说：“当然是学你喜欢的东西，少东家。”

妈妈说，贾找狗，你吃松子不吃？

我当然点头称是。妈妈有了由头，于是满意地在淘宝上订了两箱零食，豆腐干，鸭肫，辣藕，金针菇，榴莲干，香菇干，无所不包，都是她喜欢吃的，顺便给我买了两包松子。

妈妈吃着香菇片，惆怅地说：“找狗，我想我得减肥了。”

妈妈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两把摇椅。

我说，那您老人家要求也不高。

妈妈瞪了我一样，继续说：“你一把，我一把，我们相对坐着，一起写些东西，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片刻后，她又说：“二十年以后再说吧。”

我买了三件新衣服，对于自己的奢侈感到惭愧，于是去汇报傅老。

我妈久违地回了一条短信。

她说，算球，我在南方买了十条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