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范
南开的“严”是有名的。从招生来看,考入南开就不容易,以我县(丰都) 为例,当年考入南开43级的就只有黎邦凤和我二人。喻传鉴主任给新生训话时,就提出了几十分之一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是从几十个考生中录取一个而进校的,希望我们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好好学习。
按说,这样严格取录的学生,顺利升级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恰恰相反，南开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据说考进来的学生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要在三年中被淘汰。我们每次考试下来,都有许多人不及格。全及格的学科根本没有,若是哪门学科及格以上的人数多了一点,据说任课教师还要受到教导处的批评。记忆中有一位语文教师给我们讲《孟子》,第一次考试时,出的题目偏易,大多数人都及格了,我们自然心里欢喜,于是叫他“性善先生”。哪知他受了教导处批评后,下次出的考题偏难,不及格的人数大增,于是我们又改称他“性恶先生”了。南开还实行累计留级制,以英语为例说明:若名学生一年级时英语不及格,二年级时英语又不及格,那就新老账一齐算作两科不及格,有留级的资格了;若以后二三年级都及格了,那一年级时的英语不及格称作“旧欠”,不予追究,可算“过关”。我初中时英语基础差,一时赶不上,一年级时有“旧欠”。以后,经奋力拼搏,总算“脱险”,没有留级。
平时,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我记忆中有这样两件事:一次是我的作文中出现了两个错字,月色“朦胧”我写成了月色“矇眬”,其实只是偏旁错了,孟志荪老师硬是要我在作文本上把“朦胧”两个字罚写整整两页,当时用的是繁体字,这两个字的笔划是那么多,简直把手都写痛了。经这以后,我今生今世再也没有写错这两个字。另一次是做数学题,平行四边形顶点向对角线作垂线,垂足又形成一平行四边形。我一时粗心,只做了两根垂线, 确也成一平行四边形。张亚丽老师过来看到了,指着图形问我:“这是什么东西图形?”我仔细一看,果然少了两根垂线。她这句问话,是对我粗枝大叶作风的当头一棒。从此,我在未弄清题意之前,决不急急忙忙去做题了。
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次物理考试。一九四二年,不知是期中考试还是期末考试,因为只有这两种考试才是在大礼堂举行的。五个人坐的条椅上只坐三个人,一个班一个直行,两旁的人谁也不认得谁。在考前同学们早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包括削好铅笔,每人至少20支(以求答题速度快)等到监考老师一声“开始答卷”,整个大礼堂立刻鸦雀无声,只听得见铅笔在卷纸上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响。那时我们从未听说有人作弊的事。每次考试的题目都是那么多,思考的时间极其有限,只有平日培养熟练技巧,能不假思索飞快地回答问题,否则是答不完那些题目的。所以,在考场上每个人的时间都抓得很紧,心情完全和赛场上的运动员一样,“积极投入”,“分秒必争”,眼睛只盯着考卷,手握铅笔不停地写,脑子里根本不容许有任何杂念。直到下课铃声响了,但无人交卷。监考老师们商量一下,只好延长时间。延长时间又到,仍无人交卷,只好再延长。最后因时间太长,监考老师强行宣布结束考试,迫使全体出场。这次考试整整考了一个上午,有位男同学在考场晕倒了,引发了病。据说是开了通宵的夜车,为提精神他又抽了不少香烟的缘故。
那次考试后,不及格的人很多,一致反映“试题偏难,计算繁琐”。学校看这次不及格的人太多,只得决定加分。那次加分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用的是“开方后乘以十”。为什么要用这种奇怪的加分法呢?据说那次物理考试下来,虽然全年级不及格的人数那么多,但仍有得一百分、九十分的,因为是实行一百分计分法,最高分数限只能是一百分,若普加的话,原来是一百分、九十分的人就会过限。若用这种开方后乘十的加分法,则一百分仍为一百分,而得三十六分以上的都可以加及格了。在我记忆中,这是一次最可怕的考试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考试。
的确,我们是在南开老师严格教育和管理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家乡读小学和初中时,我从未怕过考试,真正使我怕考试的是在南开。为了应付这严格的考试,凡在南开攻读过的同学都学会了开夜车,我也是在南开时开始开夜车的。想起来也有趣,我小时候睡得非常沉,很难把我叫得醒,夜里跑空袭警报,母亲叫几遍不行,只好把我打起来。但在南开毕业后,我居然可以在夜里任何指定时间自己醒来,这是在南开养成,也可以说是练成的“硬功夫”。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我们开夜车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女生寝室外面的走廊,那微弱昏暗的灯光,就像我们蒙胧惺松的眼,我们既要闻那不愉快的厕所气味,还要心情紧张地躲过王文田主任的查房,只要听到她的皮鞋声在楼口响了,开夜车的人就要即刻躲藏起来,有的来不及脱鞋就钻进被窝里去,有的像鸵鸟似的,头和身钻进了被窝,而脚还露在外面。当然,这后一种不高明的隐身法,常常是被发现而挨批。当时,我们为恨王文田主任对我们开夜车的干扰,调皮的同学配合她皮鞋的节奏,还给她编了一支歌呢!这说明我们这些看似文静的女孩子,实际上也是很淘气,不好管理的。
几十年过去了,南开的“严”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苦涩的回忆,但这种苦涩的回忆正像人吃橄榄一样,回味却是甜的。的确,没有当年老师们的严格教导和管理,哪会有我们的今天?!南开毕业后,我们几乎全部升入当时国内有名的大学(我这个成绩很一般的人都考取了三所大学:西南联大中文系、浙江大学园艺系、四川大学化学系),有的还出国深造。同学们在各个领域,不同岗位都干得很出色,有的更是“硕果累累、业绩辉煌”。但是,万丈高楼从地起,正如郑新亭老师所说的,我们这些飞翔出去的风筝,远的、近的、高的、低的,它们的根都是在牵线人的手里,这牵线人就是当年南开中学教我们的老师们。
一九九六年
选自刘鹤守《沙坪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