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烂大街”的题目范式，可是我觉得写一下还是蛮有价值的。“历史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几乎是新式学科规范建立后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实用主义取向和工具理性的推动下，看不到直接经济利益的人文学科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一直都没有消除。据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著名大学的历史学系都被相关的中层领导提出要取消（很有意思，最高层如校长还是明白人文学科存在的意义，而不少中层如人事处处长之流的嚷嚷要取消历史系的最为多数），而到今天为止不少大学的历史系的境遇也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少数985高校的历史系得到国家的经济支持，通过各式各样的“基地”得以维持下去，而大多数的历史系则以“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学院”的名义在纯学术研究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去寻找一个艰难的平衡点。在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号召下，管理部门必须看到科研经费的投入有必然的回报，如同股民投资入股市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高额套现一样，可是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如果不能接受投入未必有产出的事实，则必然要求研究从业者制造大量低质量的论文论著。曾经有学者痛斥此为“逼良为娼”的做法，诚然不假。

不过，历史学到底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如果不能说清楚，这种无谓的争论和质疑还会持续下去。近代中国的学术体系同样如政治局势一样，经历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先“经史子集”的四科分类被欧美的现代学科体系所取代，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却不能完全取得前后代替的效果，一如科举制不能被现代的教育选拔体系取代一样。所以考虑历史学的功能，既不能从投入产出的现代科研体系上去考虑，也不能完全从纯学术的方面去进行规范。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对读书人的意义，可以用耳熟能详的两句话来概括：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前者是学问的传承，而后者是经世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学问有着学术与现实的双重功能，而读书治学的过程，也是士大夫本身自我修为和内化理念的过程，因此今天用所谓的“敲门砖”去形容四书五经在科举中的地位，我认为是大大矮化了传统学问的作用与意义的。曾国藩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经史不可分家，前者论道，后者行道，如果只是用今天学科体系里的哲学与历史去生搬硬套，只能说是完全南辕北辙的思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前言》中对读史的意义，可谓是用现代话语解释历史学功能的一个典范。钱先生将“国民”与“历史知识”相对应，强调“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在掌握了一定的历史知识的前提下，“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从而“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最终养成国民，“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尽管他使用了民国之后流行的“国民”概念（这也与梁启超先生的大力鼓吹有关），但本质上依然是历史与道统传承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读史不能只是关注史事本身的迂回曲折，不能习惯用外来理论硬套中国史事。读史须知大义，由大义返诸内心而自省行为，从而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相系，履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追求。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变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唯一不变的恐怕只有人心与人性，而这也正是历史学存在的意义：追求与过去心灵相通的境界，而寻找将未来变得美好的钥匙。陈寅恪先生说：“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实则读史的困难与快乐也往往于此，仅关注过去的行事得失、进而对前人进行肆无忌惮的批评，钱穆先生斥之为“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惟有真正进入古人行事的精神世界，了解其所为与不得不所以为的前因后果，才能获知其在历史时间下的选择与启示。否则满足于各种历史的逸闻趣事，虽不失为一种读书的乐趣，却也离“得道”的目标相去甚远。

时下社会以“快”为本，而学界亦受张爱玲当年说“出名要趁早”的观念影响，“坐冷板凳啃苦菜根”的风气已逐渐为下手快抢资源的潜规则所代替。只是若逐道的知识阶层尚且如此庸俗，又何谈引导社会风气乃至追寻正道的途径？从这个角度来说，史学引领心灵的功能不可或缺，从往事里咀嚼自省的味道，让“行道”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既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又是修复社会分歧、引导社会正道的有效方法，愿一众有心致道者共同努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