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稀疏的麦地里，青青的麦苗还沉浸在冻土层里没有醒来，陆陆续续的路人沿着田地边缘，踩出了一条泛白的小路。
元宵节前，冬季的严寒料峭还未褪去，一个孤独的老人拄着拐杖，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走三停，慢慢的从大山的那边移动到大山的这边，从那座农家小院徒步走到这座农家小院。
大约11年前，北国的秋天，阴雨连绵，这位曾赶在元宵节前为我送灯笼的老人终不胜岁月熬煎，带着那孤独的梦长眠地下。
在北方的传统节日里，正月十五是孩子们的游灯节，到了十四晚上，孩子们挑着灯笼，聚在一起，明晃晃一片，如遇大风，各自把灯笼捂怀里防止风吹倒蜡烛；十五晚上，大家都互相比着谁的好看，谁的大，谁的亮；十六晚上，是最后一晚灯节，灯笼都是要被烧掉的。小伙伴们故意碰撞灯笼，或趁人不备，用棍子捣，用脚踢，灯笼被踢歪了，蜡烛点燃了外壳，孩子们兴奋地叫着骂着。
以前是纸灯笼，可以点燃，不知什么时候，市面上出了通电的塑料灯笼，一推开关，吱吱呀呀发出了音乐，有的一闪一闪还能旋转。又贵，点不燃，失去了游灯节的味道。外公送的灯笼，在我家保存了四五年之久，那是一个灯身贴了一圈西游记人物的塑料灯笼、顶部有着如亭盖般的装饰物、四角插着四条龙，亭角吊着彩色穗子，装两节电池，一推开关就会发亮，很漂亮。在我印象中，每年过年，父亲都要从一只大黑塑料袋中拿出来，擦擦灰尘，挂在灯上，以示喜庆。这只灯笼前几年还在，现在早已不知扔哪里去了，在我的记忆中，好似昨天发生的事。
我的外公！留给我的记忆少之又少，听母亲讲：外公是一名人民教师。
在中国六七十年代，经济文化遭到严重创伤的灾难岁月，当一名教师，不像现在这么轻松。愚昧的人经不起挑唆，动不动就革命。革命有理，造反无罪。老师被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出洋相的多了，浑身被打的体无完肤也平常不过。但农村终究是农村，穷，但仍然保持着乡里邻间的淳朴民风，这类事我没听到在农村发生过，不知是没有还是没人说起，似乎很少。外公当过小学的教师，最后为什么不当了，我也不知道。
外婆去世的早，外公可算是受尽了罪。晚年，高血压的折磨，牙疼，疼起来肿半边脸，牙齿掉了，说起话来漏气。
在我家，坐在炕上。我倚着窗户，和外公聊天，我说：你的牙还疼吗？
外公说：这阵子不疼。
我：平时什么时候疼？
外公说：十哩五哩（偶尔）疼。
说话漏气，中间的字眼有气无力，听到的音也不连贯，我就故意搞怪。
“十五哩疼？你的牙真奇怪，和月亮一样十五才圆”
外公被我逗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咯咯笑着，我也抱着肚子笑着。
外公喜欢听戏，尤爱眉户戏。他躺在炕上，那台黑白电视里放着戏曲。《拾黄金》和《梁秋燕》是他的最爱，《梁秋燕》是现代戏，开头有这样的唱段“阳春儿天秋燕去田间，慰劳军属把呀把菜剜”“手提上竹蓝蓝，又拿着铁铲铲”……一折子戏完了，我鼓捣着VCD，抽出碟片，翻个面继续播放。我想此时，外面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屋里生着炉子，我在炉子旁边煮着热茶，外公斜躺在热炕上，眯着眼听着戏，是最美好不过的事情了。一老一少，一冷一热，一个看门道，一个看热闹。
我对外公仅有的记忆所剩不多，一身黑色的中山服似乎穿上身就没有脱下来过，戴一顶火车头帽子，除此之外就是睹物思人了。秋季十月里院子里晾晒的黑豆，旮旯里黑的不见光线的杂物间，挂在土墙上老旧的军用水壶，涂着黄漆咯吱咯吱响的木门，小院中间铺的青石板，门前泥泞的小路，对面山坡的洋槐林，这些构成了我对外公最后的回忆。
我常常想：人没了，过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晚上，你做了关于这个人的梦，你会觉得很真实，仿佛你们之间的别离是昨天的事，倘若此时，时间静默的可怕，你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你会怀念过去，你会惶恐岁月飞逝，你会害怕明天到来。
现在家乡有了大变化，通了公路，出门就有公交车，即便走路，也不用沿着山根走那又弯又远的山路。母亲常说：要是我爸我妈活到现在多好？我把他们接到家里，暖着热炕，吃一碗我做的热腾腾的饭菜，饭馆这么近，点一碗炒面，让他们也享享福。
可是，你什么都有了，老人却不在了，你有孝心却无法实现，有什么用呢？好事儿哪得全？世间终有遗憾。外公去世前，淅沥的小雨持续了个把月，天没有转晴，这天，又下起了滂沱大雨，夜幕时分，舅舅家打来电话，外公已经病危，快不行了，临终前想和母亲见见面。当时正值爷爷周年祭，得知消息后，母亲和父亲赶往舅舅家，泥泞不堪的道路适逢大雨，走起来十分费劲，赶到家时，外公遗体已经停在地上，几十年了，终究没能等到最后一面，未免遗憾，这是天意吗？外公离世时，母亲是儿女中唯一没有守候身边的人，可是，天时地利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如今，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时间愈远，记忆愈遥远。每个人的身躯越来越弯，背影越走越远。
他们，都走了，都不在了。
年轻的人，从旧园走了出去，好久都没有见到了。
年末时回家，他们都变了。
有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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