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宋代的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孔子。然则罕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人，竟然一辈子都不敢吃豆腐——您别想歪了，真就是黄豆磨出来的白豆腐！
据考证，豆腐在宋代时已经是一种很常见的菜肴，不论万乘之尊、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寒素之家，都很喜欢豆腐做的菜。但有一次，朱熹到一位乡绅家赴宴，席上有一道鱼头煮豆腐。朱熹爱吃鱼，只看到上面的鱼头，因此喝了不少鱼汤。当他知道汤里“竟然”有豆腐时，马上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冒汗，急急忙忙跑出去想把刚喝的鱼汤全吐出来。
众人感到非常奇怪，问朱熹这位大学问家为什么如此害怕小小一块豆腐。朱熹回答说，一斤黄豆可以做出三四斤的豆腐，本身就已经很不正常，而做豆腐时还要加入对人体有害的盐卤和石膏，一般人只要吃少许这两样东西，就会呜呼哀哉，那么用盐卤和石膏做出来的豆腐怎么能给人吃呢？
朱老夫子以博学多思著称，哲学上讲究格物致知，而他在饮食上也套用“格物致知”，因而一生无福消受豆腐这道美味。你又能说他这是“学以致用”还是书呆子气呢？
我国是饮誉世界的烹饪王国，为世人贡献了精湛的烹饪艺术、深厚久远的饮食文化，也流传下来不少有趣的饮食故事。
《葆花录》载：唐朝宰相卢迈从不食用盐和醋，同列官就问他：“阁下饮食不用盐醋，怎么受得了？”卢迈反问道：“阁下终日食盐醋，又怎么受得了呢？”
信佛之人，以为动物是有生命，吃了就是伤生，所以不吃动物肉类。而南齐有个叫江泌仁的，连吃蔬菜都细加选择。有人见他吃青菜时不吃菜心，只吃旁边老叶，便问他为何如此，江泌仁却说：“恐怕伤了这颗菜的生命。”
南唐有个人叫许坚，特别喜欢吃鱼，但他烹制鲜时一不去鳞，二不抠鳃，三不开膛，洗洗干净便整条放入锅中烹煮，更用不着油盐酱酣等各种调料，鱼一熟，马上一扫而光。他还把这种吃法称之为“全体烹”。
清朝南海孝廉李樗有个吃鸭尾的怪癖，而且“每膳必设。”若有人给他送鸭子，他只割个鸭屁股，余下的全部弃之不用；赴亲朋宴会，若是那席上没有鸭屁股，纵有山珍海味，他都“怫然而走。”其时佛山有一富户饮食奢侈，一天要用数十只腌鸭，嫌那鸭屁股腥臊，宰镣时都丢到墙外去。这李樗听说了十分叹惜，还摇头晃脑地批评道：“伧父而知，委明珠于粪壤。”然后就把自家搬到这富户隔壁，每天只等着捡拾墙上扔过来的鸭屁股大饱口福。
清朝还有个叫叶映榴的上海人，最爱吃鹅掌，他的吃法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将鹅置于铁楞上，以文火慢慢烤炙，这鹅被烧得跳号不已，却也免不了被叶映榴将那鹅堂砍下，醮着酱酣之类，食之而后快。叶还自夸此食法“味美无比，神仙难知”。
不过叶映榴比起宋朝丞相韩镇来可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这韩镇喜食驴肠，宴客必用。他特别讲究火候，认为“肠入鼎过熟则糜烂，稍失节则坚韧。”其家中厨子生怕火候掌握不好而受到刑责，便将活驴绑在柱子上，一听说酒席开始，马上开始抽出驴肠，火速洗涮即下锅烹煮，调好味便上席，如此方能达到韩镇对于驴肠所制定的火候必须恰到好处的标准。有客人离席经过韩家厨房，见到那些被刳肠而未死在廊柱下咆哮顿足的驴子，不禁毛骨悚然。比起那不食菜心的江泌仁，韩丞相可谓吃得惨无人道。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对于饮食也有一番妙谈：“先有吃的文明，才有其他文明。盖吃为文明之母，没有吃，便没有文化，更没有文明。战争促使武器进步，和平则促使饮食花样一天比一天增多。所以，在吃的文化上，无论是他东洋之大人或西洋之大人，全都差劲，其中关键，在于我们中国把烹饪当作一门艺术，而洋人则当作一种科学和一种救命学。”（《螺子集·由吃到饮》）由此看来，那些贪图美食的馋嘴好吃之徒，岂不是间接地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发展，中华文明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