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远方
在采访中回答过不少关于旅行的问题，其中有一个经常出现：旅行时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护照、信用卡、保温杯。
很多答案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着改变，只有这个答案，自始至终没有改变。我不再是收集目的地的人，只想在异国他乡过得轻松愉快。所以喜欢一个城市就一再重去。不带什么行李，抵达后根据当地天气刷卡买几件衣服。到哪里，保温杯里总有在家中常喝的茶。
对于热衷于流浪于大地之上的远行者而言，回归远比出发要难，因为故乡的定义并不总像你以为的那么明晰简单，甚至叫人犹豫不决：养育你长大的城市是这个，驯养你灵魂的他乡又有那么难以取舍的几处。再次投入到艰苦的新书计划中之前，为逃避上海的梅雨季，我开始了长达四十八天的旅行。
我一点都不讨厌长途飞行，尽管皮肤干燥起细纹，双腿浮肿，耳膜疼痛，但我喜欢被困在三万英尺的高空，因为那里没有电话、没有邮件、没有网络，你的人生就是手里那张小小的出入境登记卡，来处确切，去处明朗，无须选择。那些带WiFi的航班在我眼中都是叛徒。它们辜负了距离，也损害了长途旅行的美妙。
好朋友和她先生是苏格兰读书时候认识的，所以回到他的故乡举办婚礼。为招待从世界各地赶去的朋友，租了卡内基当年为自己购置的庄园。从爱丁堡驾车到Dornoch Ospisidale，中途在圣安德鲁斯过夜。这是我们当年在英国留学时一起旅行的路线。苏格兰高地风景也和当年一样。
我抵达爱丁堡的前夜，朋友特意去餐厅订了位，她对侍应生说：A table for three，please.仓促之间，说了很久的一起旅行终于得以完成，这个“终于”是十二年。
沿A9公路进入苏格兰地区之后穿越Cairngorms（凯恩戈姆山）国家公园，前往高地的东部峡湾，沿途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地貌和气候的变化。覆盖着紫色苔原和金雀花丛的山峦间已有积雪，灰色的麋鹿群在林间空地奔跑。
相比全球仅有二百五十席会员的、卡内基俱乐部的明星Skibo Castle(斯盖波城堡），相距只五分钟车程的The Ospisdale House在网络上几乎毫无资料可查。停好车就被带微型迷宫和池塘的花园吸引了全部注意力，高大的丝柏树想来已经在这里生长数十年，而它们看守的小路尽头，当年置办的石质日晷依旧在计算着光阴。
被花园和草坪围绕的灰色石头建筑有十余间客房，因为管理得当，室内陈设与装饰保持着全盛时期的模样：大理石的壁炉，实木四柱床，三角钢琴，驯鹿标本，还有沉沉的苏格兰纹窗帘从天花板垂到地毯上。织锦花纹的靠背椅比一般的椅子要矮很多，据说是为了迁就卡内基先生的身高。
从Ospisdale散步去Dornoch Frith（多诺赫峡湾），沿路繁花如火焰。山泉汇聚成湖，湖水又在这里入海。风里有浅淡的海水味道，海鹰蹑手蹑脚在退潮后的滩涂上觅食，迷路的三文鱼苗是一年之中难得的美味。苏格兰三文鱼生在高山淡水，长在海洋，四年之后，它们凭着基因留下的线索，跟随召唤，去寻找出生的地方，产卵、孵化幼鱼，然后死去。从海中经溪涧逆流回到高地湖泊的旅途中，它们需要不断跳跃、拍打，遍体鳞伤。因此它们被称为洄游性鱼类。
多年前和朋友一起去高地旅行过两次，后来我回国，她独自又去高地，给我写明信片说看到洄游的三文鱼在努力回到出生的地方。不久她在这里遇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现在又回到这里结婚。命运这样的安排让我觉得人生是一个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圆，渐渐画成了圆满。
凌晨四点亮起的天色，要到晚上十点半才慢慢暗下去，你可以耐心欣赏周围的一切。制作新娘捧花的铃兰花和白色玫瑰都到了，年轻的风笛手在屋后的大树下练习。我到厨房煮了西红柿鸡蛋汤安慰新娘家属的中国胃，然后去客厅把壁炉生上火。大家围坐在一起聊着天，聊学生时代的趣事，聊明天的婚礼安排。我感觉我们都是赶了很多路来到这里的，喝着手里的热产有种万水千山走遍的感慨。
重回哥本哈根的那天，草莓和樱桃大量上市。这是一座闪闪发光的美丽城市，《小美人鱼》虽然是个悲伤的故事，但依旧是童话。
出发前，朋友将他们住过的房子推荐给我们，房东Johnny特意到机场迎接，还邀请我们过几天去郊外的度假小屋做客。当我们随Johnny驾车从哥本哈根出发一路向北时，他的男友Jesper已经开始准备晚餐：烤牛腿、鱼子沙拉和丹麦传统三明治Smoerrebroed，甜点当然是新鲜上市的草莓配冰激凌。
“一到就可以吃晚饭咯！”Johnny很期待地说。
罗勒、百里香、薄荷、生姜……所有厨房需要的调料都来自他们精心照料的花园——甚至还种有正等待成熟的白芦笋和秋葵。他们自己搭建的玻璃暖房外，开满了铃兰：深秋时分这里会是一处天堂般的避寒去处。
为客人准备的卧室很舒适，连着带壁炉的客厅，双层木架床上铺着带阳光味道的床单，窗外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是我心目中理想小木屋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Johnny回哥本哈根上班，在医院工作的Jesper请了一周的假准备木屋装修的事，但天气这么好，他决定暂时忘记油漆和刷子，带我们去海边走走。他在这里长大，所以熟悉每一条小路甚至每一棵大树。成年之后遇到那个对的人，和他一起回到这里，建一座木屋、开垦一个开满粉色杜鹃与白色铃兰的花语，再搭一间带摇椅的玻璃温室。
野蔷薇顺着沙丘蔓延，散发浓郁香气，盖过了那些被精心照料的花园里开得如火如荼的杜鹃与紫丁香。为保护植被而栽种的松树林里，蜘蛛们将网织得如同重重迷宫。
然后我们继续驾车向北，驶过成片的油菜花田，抵达丹麦的最北端城市Gilleleje（吉利勒杰）。这座与瑞典隔海相望的港口小镇上，除了面海的度假小屋，还有几家餐厅与杂货店。
Gilleleje最有名的餐厅就以这座小镇为名，Jesper推荐Smorrebroed，谦虚地说或许会比他做的味道更地道些。这种开放式的传统丹麦三明治以黑面包为底，加蔬菜与调味料，再铺上各种鱼生或肉类——搭配随你喜欢，但最经典的是三文鱼加鱼子。很多丹麦人平时上班也会带这种制作简单却变化无穷的餐点当午饭，“就是风景没有这么好，所以味道也显得有点逊色。”Jesper看着窗外的海景说。
吃完午饭我们还去码头的海产店买了一大包新鲜的扇贝和青口，物美价廉。Jesper则选了条大比目鱼：辛苦工作的Johnny错过了今天丰盛的午餐，晚餐要给他一些补偿。
搭火车回哥本哈根的路上，我打了个盹，梦中听到海浪的声音。如果你问我是否相信幸福，我会肯定地回答你：相信。
为什么？因为我去过很多地方，亲眼看见过幸福的各种面貌。
第三站是法罗群岛。去法罗群岛是一场未知的探险，在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搭乘大西洋航空的小飞机，从童话国度的初夏重新回到了北冰洋的寒冷。
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带保温杯旅行的地方了。清晨出发时汽车仪表盘显示的温度是三摄氏度。法罗群岛由无数小小的岛屿组成，神奇的是，每一座岛的边缘都会有块耸立的巨石，远观如人形，如岛屿的守护者，身着长袍毅然决然地站在风浪和云雾里。看得久了，觉得它们随时会迎着巨浪伸出手掌。在这里，你对“万物有灵”这句话有真切的感受。
一次开车到主岛边缘的小村庄游览，回程时在村口遇到搭车的老先生。他接到电话，要赶去托尔斯港的疗养院见太太，可惜公车周末停运。之前的几辆车都满载，但他不愿意放弃，已在风里站了很久。沿路闲聊，他说起自己六十年前自哥本哈根大学毕业，正是走了和我一样的路线回到法罗，不过还是穷学生的他没有搭飞机，而是在苏格兰高地等到一艘捕鱼船，好心的船长说法罗人友善，没有收他船资。车窗外，群山默默。他说，岩石上的白色矿物质可以做成染料。他说：“有阵子没有见到我太太了，我很挂念她。”到疗养院门口，老先生执意要给钱：“这不是车费，你把这张纸币当成我给你的小礼物。”我说：“我们握个手就好，这段车程也是我的一个小礼物。”
世界这么大，人和人的相逢就是难得的缘分。太多事不能用价格来衡量。后来我时常想起这个老先生，他花白的头发，他渐渐失去的听力，他文雅得体的措辞，他洗得泛白的黑色外套。我坐在驾驶座上，目送他朝疗养院的接待室走去。
曾在采访中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曾在旅途中痛哭吗？那是因为怎样的遭遇，是因为悲伤或者感动？
我的回答是：没有，旅途中我是个情绪稳定的人。我甚至认为，谈分手都该找个公共场合，因为有旁人在，大家会比较克制自己，场面不容易失控。但如果细想，其实真的有过那么几个时刻，会想哭泣。就算有旁人，也会悄悄擦掉眼泪。比如此刻。我坐在驾驶座上目送他向疗养院走去，突然很想哭。
我上一次在远行的路上想哭，还是在五年前的会安。
记得那一年路过会安，气候与现在截然不同，很热，没有风。因为不喜欢那些冷气充足，西方游客成群的酒吧和咖啡馆，我整天在树下的路边摊和当地人一起吃河粉，吃完两碗，剥红毛丹当饭后甜点，一不小心就能积一堆小山似的壳。
好的食物可遇不可求，是以，无论平时还是旅途中，我对吃的要求很低，只求果腹。但如果说有什么偏爱的水果，我大概会选红毛丹。不特别甜，不特别香，没有什么水分。可以说毫无特色。到最后，这个原则也渐渐适用于风景，我会常常重回旅行过的城市。那里未必有奇绝的风景、独特的人文，但我不会觉得厌倦。这些习惯，好像是自会安开始的。
入夜，酒吧里放吵闹的流行音乐，空气里弥漫着啤酒发酵的味道。并不清澈的河上漂满莲花灯，在沉沉不见底的夜色中蜿蜒描绘出河水的走势。你可以向河边挑担子卖灯的妇人买几盏，许个愿后将灯放入水中。
卖小吃的路边摊都收走了，我在河边找了个椰子摊，买一颗椰子，喝完椰汁之后又让摊主将椰子剖开，拿勺子挖椰子肉吃。鲜嫩的椰肉有介于果冻与冰粉之间的质地。
大概是我吃得太认真，等吃完第二个椰子才发现身边坐着个中年人。
“好久没看到有人这么爱吃椰子了。你从哪里来？”他的话里有笑意，但夜色太浓，我看不清楚他的神情，只知道是亚洲面孔。
“我只是吃什么都很投入。”放下刮得干干净净的椰子壳，我回答他，“我是从中国来的。”
“喜欢这里吗？”他又问。
我说喜欢，出于礼貌又加一句：“你从哪里来？”
“我是本地人啊，为什么这么问？这个椰子摊是我母亲的。”原来为我剖椰子的银发老太太是他母亲。
“你的英语，口音不像当地人。”
“我回来不久。”
“从哪里？”
“纽约。我在纽约工作了十多年。”
他告诉我，他在纽约开餐厅，太忙碌，所以这些年里不曾回来过。刚到家的时候，看见母亲正在院子里干活。他想开个玩笑，一言不发上前帮忙，等着母亲惊喜地发现漂泊在外多年的儿子终于回来了。
“应该是那种书中写的或者电视上演的感人场景吧。”他说。然而，母亲看着他，只是不停道谢。他等啊等，母亲见他站着不走，又客气地请他喝茶。
“她没有认出我来啊，她当我是个好心的陌生人。”他摇摇头，语气里依旧带着笑意。
现在想来，好像陌生人开始跟我讲他们的故事，也是从会安开始的。我结账离开，他上前帮忙收摊，扶一扶母亲的肩膀。河上的灯也燃尽了，渐次熄灭，“星星自散”。
如今，在寒冷的法罗群岛，我有了同样的泪意，脑海中浮现的是同一个我始终想不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安安稳稳地留在爱我们的人身边呢？
既然没有答案，那么我继续北上。为完成去年完成一半的环岛计划，再次回到冰岛。我在雷克雅未克机场取了车，马不停蹄地向北赶路？在冰岛大西北的峡湾与北部的火山岩地带，见证了什么是壮阔的荒凉。车程遥远，沿路小镇都已沉睡，峡湾中成群休息的绒鸭与天鹅将头藏在羽翼之下。除了偶尔出现的自助加油站，看不到一点人类在这片壮阔天地之中留下的痕迹。到后来，加油站都失去了踪迹，更没有地方去找便利店。保温杯中的水也喝完了，渴得不行的时候，将车停在路边，从行李箱中拿出哥本哈根买的杯子来，到路旁飞溅而下的瀑布接来水喝。山顶积雪正在缓慢融化，流水声在冰盖下回响，水很冰也很甜，让人瞬间清醒过来。
我的计划是要在十天里，从雷克雅未克出发，顺时针环岛一周。看一看里程表，再看看海峡对面可望不可及的冰川倒影，感觉自己是在赶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离北极圈很近了，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极昼。晚上十点半依旧艳阳高照，橘色黄昏连着粉色晨曦，太阳从不落入地平线以下，时间突然失去了意义。必须按时间勒令自己吃饭、睡觉。
其中有一个住处建在积雪山脉的另一边。成百上千只北极燕鸥就在这片山与海之间的原野上筑巢，此刻正是幼鸟孵化的季节，它们勤劳地低飞捕食，回去喂养幼鸟。看着鸟巢里安安稳稳的鸟蛋或者懵懂的幼鸟，我惊讶地发现注视新的生命孕育成长能给人那么振奋的力量。
我们曾有过许许多多的期盼与愿望，就像这些燕鸥蛋一样，有些孵化成了新的生命，有些从来没有破壳而出的机会，那样灿烂的夏天对它们来说，毫无意义。
有人知道，我们心怀怎样的热切期望吗？
离开极昼的冰岛，上飞机才意识到，我的保温杯丢了。摸一下口袋，护照、信用卡还在。心里有点空落落的，但也可能是长途旅行的劳累造成的幻觉。舷窗下是金色的阿尔卑斯山脉，它正被涌起的夜色一点点淹没。
从六摄氏度的雷克雅未克，到三十五摄氏度的佛罗伦萨，渐渐熟悉都市丰沛的物质、拥挤的人潮、鳞次栉比的建筑，像从一场漫长而寂静的梦境中醒来。佛罗伦萨这座金色的城仿佛是被烈日封在时间的琥珀中了，街景是大学时代见过的样子，一点都没有变。住在一座铺着红地砖的老房子里，长窗外有一架紫藤，粉色天花板上描着灰色边与粉蓝色花纹。大概是我住过的最文静秀气的老房子。
十多年前来佛罗伦萨的时候，就喜欢这座城，它证明财富与权势可以造就美与品位。如今我又来到这里，看着那些丝毫没有改变的街景与店招，警觉反而是血肉之躯的我有了面目全非的改变。
时间哪里都没有去，它们只是飞速消散。完全不记得这十二年里发生过些什么。
从积雪的寒冷地带到万物易腐坏的炎夏。从安静冷淡的国度投身热闹奔放的人群，狂野的风呼啸成了久违的市声。走在阳光白得刺目的街上，一边走一边脱外套，觉得自己要融化了。想起一个月前好友的婚礼，学生时代的回忆好像昨天，转眼头发都快要开始白了。
我看见苏格兰高地上，铃兰花的花束紧紧握在新人手中；我看见哥本哈根的厨房里，从医院下班的Jesper在为Johnny做晚餐；我看见托尔斯港的疗养院里，老先生给自己卧病在床的太太读书；我看见会安古城里，那个漂泊多年终于衣锦还乡的男人，在为母亲看水果摊。然后我看见，成群的三文鱼自北海游回山涧，拍打着、跳跃着、挣扎着，遍体鳞伤，回到它们出生的湖泊。
有天你会检视自己拥有的一切，清清楚楚地对自己说：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而那里，是我要归返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