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初版于1995年，时年我才4岁，只是个懵懂小女孩，压根就没听过这本书，甚至不知道书的模样是什么。等到隐约对此书有些印象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大学生。真正阅读此书是在研一时，读的是三联书店再版的2013年版，此版有诸多改动。
陆键东是一位认真的学者，对此书下了很大功夫，也注入了自己很深的感情。书评人止庵曾批评说“至少从态度上讲，不能不说它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我不认为如此。事实上这应是一本沉重的书。
“沉重”二字首先体现在此书的历史痛感上。这历史痛感又首先呈现在晚年陈寅恪的身上。陈寅恪的晚年不能说是快乐的，甚至于他的一生都不能说是愉悦的，他曾说“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化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际，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沉重的“历史文化观”，陈寅恪才拒不离开中国。他就是如此数千年文化精神“所化之人”、“所凝聚之人”，安能不与此共命同亡而远走吗？如此“人与文化”相生相灭的历史内容在世居交替嬗变之极显得愈加深厚，这不仅是一介书生了，而是将历史、将文化都背负于一身，却又眼睁睁看着此文化衰落的苦痛之人。他生在一个剧烈动荡的年代，历经三朝，既遭际于“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一代已成残迹”，又深感社会纷乱变易下“文化”的崩析。历史于前已经兴遗衰落，文化于后又式微颓败，此种切身切心之痛，更加之晚年盲目膑足等死亡意识的苦涩，化作对生命万般无奈的切痛感触，“此恨绵绵死未休”，陈寅恪唯有“痛哭古人”，将心事化于《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留赠来者”。然而陈寅恪又是有着生命热情的人，他还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在他心中泛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怀，这种情怀既导致了他苦痛的历史感，又引发了他对于文化“复振”的巨大期望。此书的历史痛感还体现在陆键东身上。他热爱历史掌故、人物传记等书，又常与前辈交谈，言谈中老者常带出有岭南地区知识界悲惨的人和事，致使谈话氛围异常伤感。正是对于知识分子苦痛和悲惨的体味，陆键东才开始了对于倾心研治陈寅恪史迹的历程。他说：“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其惊心程度，多年后仍然让人记忆犹新：每掀动一页发黄的旧纸，手在微微颤抖，心在‘呯呯’狂跳。很难想象，诸如陈寅恪提出即使以死相逼也不怕、不参加政治学习等在圈子内引起轩然大波的历史事件，最后竟然是全部尘封在这样毫不起眼的旧纸里面。当它们出现在我面前时，有一种落败、其生命快将消去的陈旧感。当阅读与摘录完毕，捧着这一堆装订不算完整的旧纸，我真的流下眼泪。我已将它看成是一个生命体。那种‘三十年只待一人’的激情，变成强烈的使命感。我曾对新婚不久的妻子说，‘若然此稿不能出版，从此与文坛永绝’。”如此厚重的历史、如此鲜明的人物、如此风云激荡的过去，都化作几份发黄的稿纸，而从中去重新还原那历史现场和人物心迹，成了抚慰陆键东精神的孤寂与困顿的良药。伸出双手去拮取那样一种落败的、随风而逝的陈旧感，“三十年只待一人”的陆键东感于历史和人物的文化生命，在此时也熔于与历史、与陈寅恪精神相交的激情和感动之中。从前陆键东是孤寂而痛苦的，此种痛苦和抑郁源于精神上的困顿和无所依托，最终源于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茫然和哀伤。而开始将自己的孤寂苦痛都寄情于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时，孤寂得以缓解，苦痛也与陈寅恪的苦痛相融相生，迸发出愈合后的感动，此时他的心情一定是愉悦的。然而此书出版后的热销却也是陆键东没有想到的，对此他没有欣喜狂热，反而是“更感孤寂”。周遭讽刺的声音以及书中一则史料引发的诉讼都让其心理产生了抵触和不快，也许沉浸于陈寅恪的世界让他更加独立不愿妥协，又或许是他本来的性格特征如此，更加上坚信史实如书中所述，当有人建议不要写出全名时，他曾言“那样我宁愿永不再版”。但这些不悦的情绪都已化作平静的孤寂，因此如今再版时他修订了这一内容，也增加了更多的长脚注，将自己复归宁静的心情和探求内心的思考增添其中。陆键东自己的苦痛和孤寂，熔于陈寅恪的历史苦痛之中，泛溢于全书。因此招致了“过于煽情，有碍于读者客观审视历史本身”的批评，此种批评并没有错，然而陆键东是一个感性的文化人，他曾说自己写作时并没有预设读者，亦即这是写给他自己的一本书，是他与陈寅恪精神相交的文字媒介。“已无负先生，已无负历史”，就是他对自己、对此书一个注解吧。
此书的沉重还在于陆键东对于海量档案的运用以及诸多知情者的访谈。1987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档案法》，1990年“档案法实施办法”实行，陆键东恰逢其时。据专业人士冯伯群统计，《最后二十年》全书531页，引文的标注达524处，其中标明所引材料出自“中山大学档案馆”的标注49处，标明所引材料出自“广东省档案馆”的标注52处……陈寅恪逝世至今不过是数十年的事情，然而时过境迁，已经具有了凝重的沧桑感。陆键东对于档案的意识是敏感的，他感受到的不是冰冷的无知无欲的案卷，而是从中感知其中于历史、于文化、于社会、于人物的厚重和生命温度。从师长身上体味到的“证据意识”也让他将感性的温情熔于理性的旁观中，档案中的凭证和记载是他做历史研究时印证口述经历的一个重要证据。在繁琐复杂的档案中寻找历史不是一件易事，然而从档案馆中受到的尊重和服务却也让他极为感动。在他几年间先后在多个档案馆查阅资料时，馆内工作者十分欢迎他，因为他懂得档案卷宗中的历史文化价值，懂得其中蕴含的文化温度和历史力量，而不是仅把档案当作是世俗事务的凭证而已，这一点就已经值得尊重。掌握一定材料之后，陆键东的主要精力放在追寻知情者上。他往往通过一句简单的话、一个小小的线索去寻找与此相关的人物，如此细心认真的他，从历史瀚海中寻找了许多快要被淹没而消失于时间和历史中的知情人。在这些知情者的追忆里，陈寅恪的形象愈加丰富，知情者本人的形象也于自己的言说而渐渐立体，从寻找这些人物的过程中，陆键东又体味了一回知识分子的修身和习气。档案的搜寻和知情者的访谈均是为了突出人物。此书中涉及了大量与陈寅恪相关的数百个人物，其中如吴宓、冼玉清、章士钊、陈序经、刘节等相知相敬的知己好友就已经有数十人。阅读此书，不仅感受到陈寅恪学术大师的人格和风格，又能由此发散，去理解和感知其他众多的个性鲜明、情感丰满的、与陈寅恪相知的文化生命。一个历史的网格通过陈寅恪这个主角而编织起来，其中蕴涵的文化力量，通过一个个生命在逆境中的坚守而愈加深厚。
陈寅恪和陆键东历史痛感的合流，体现了一个人于一个时代中的坚守和沉静。书中见出的作者深情和敬意，也能泛溢于读者心中。
张佑芡写于201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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