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像寂寞田野上吹过的风。”
作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俄国人民契诃（hē）夫的短篇小说《万卡》曾光荣入选小学六年级教材。《万卡》讲的是一个俄国小男孩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去做学徒，吃不饱穿不暖的他，在一个寒夜里突然想起自己童年无忧无虑的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光，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写信想寄给爷爷。
“美好的希望使他感到满足，过了一小时，他安稳地睡着了...他梦见了炉灶，梦见爷爷坐在炉台上，垂着两只光脚丫，正给厨娘们念信...”万卡实在是太惨了，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只是被贴上了无产阶级的标签。配合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读的真是让人心碎，无产阶级被欺压地实在是太惨了。老人、小孩和狗在《万卡》这篇小说里都齐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能博取同情了。
但据我所知，契诃夫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就像鲁迅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一样。小学学这篇文章的时候只字未提契诃夫其人及其其他伟大的短篇小说，光顾着说无产阶级是多么多么惨了。中小学的语文教的根本不是文学，拿世界各大名著的片段编出来的教材的作用跟《圣经》差不多，是拿来教化人民群众的——这里面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啊，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啊之类的。中国也的确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变成了要向罗丹同志学习专心致志的工作精神，到了契诃夫这里就变成无产阶级的悲情往事了。阅读理解就更不用说了，鲁迅的那两棵树害死了多少中小学生？
所以要了解契诃夫，必须甩掉《万卡》给我们童年造成的刻板印象。契诃夫是俄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跟托尔斯泰在一个时代，而且彼此欣赏。契诃夫主要写短篇小说和戏剧，和欧亨利、莫泊桑一起被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且在三人中地位最高。托尔斯泰很喜欢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但对他的戏剧嗤之以鼻。他曾对契诃夫说：“莎士比亚的剧本已经够烂了，你写的比他还烂。”但同行之间的话都是不能信的，我个人认为契诃夫在戏剧上的造诣比在小说上的高，但这篇主要写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改天再写写契诃夫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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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家在祖父那一辈还是农奴。但他的祖父很争气，他帮一户地主家打理一个糖果厂，辛苦工作赚够了钱帮自己家人全赎了身。但契诃夫的爸爸就很不争气了。在契诃夫读中学的时候，他的父亲做生意做失败了，为了躲债，他带上其他家人离开了老家，留契诃夫一个人过寄人篱下的生活。这也使契诃夫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尊严”的存在和重要性——他的早期作品《小官员之死》和《变色龙》就在讽刺人们在权力和阶级面前卑躬屈膝的奴性。契诃夫在一八八九年一月七日的一封书信中说，他希望看到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
高中毕业后，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在上大学期间他断断续续地发表过一些作品，前面提到的两部作品就是这个时候发表的，这时契诃夫已经小有名气。契诃夫早期受到很多俄国地摊杂志上的幽默段子影响，经常写一些幽默讽刺的小品。但他二十六岁时，创作了《苦恼》这一小说。这是他创作之路上的一个节点，他小说的主题从摆弄幽默、蓄意讽刺转向了对人们苦难和痛苦的关注。
《苦恼》讲的是一个孤独的车夫的故事。一个寒夜里，半老的车夫一直在找人说话，想对人倾诉他的痛苦。他对每个车上的乘客都蓄意奉承，然后想他们安静下来听听自己的故事。
“我的儿子前几天死了...”但乘客们都很粗鲁，没有人愿意听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说话。老车夫无处安放自己的痛苦，最后只能一个人对着他的马喃喃自语。这种孤独和痛苦与他身处的阶级和时代有关，《苦恼》也是契诃夫开始关注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的开端。
一八九零年，契诃夫去了一趟萨哈林岛，那在沙俄时代是一个关押流放犯人的地方。这次旅行之后，他写出了在他创作生涯中最让人战栗的小说《第六病室》。他意识到，作为一个作家，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自己，为自己害怕。”《第六病室》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小说以萨哈林岛为原型，描述了第六病室的医生、看护对被关在这里的精神病人的虐待和冷漠的态度，反映了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对病态现状的冷漠。
一天，一直没人关注的第六病室来了一个新医生，他是个知识分子，热衷于文学、诗歌和哲学，使第六病室虐待病人的情况有所收敛。但他软弱、怕事，总是希望谁也不得罪，在这充满恶行的世界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他在第六病室认识了一个病人，他热情、聪明且乐于讨论艺术和哲学，他很喜欢这位病人，于是常常去他的病室跟他单独聊天。但是后来，他因为跟病人接触太多而被其他人（甚至他最好的朋友）认为“精神上出了问题”，最后医生被他们合力关进第六病室，在第六病室病死。
《第六病室》对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不干涉、待在所谓“安全地带”偏安一隅的状态进行了批判。契诃夫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十分到位：“我们很软弱，亲爱的...我过去很理性，精神昂扬地高谈阔论，可当生活只是稍稍地恶意地碰了我一下，我就泄了气...就灰心丧气了...我们脆弱，我们无力...你也一样，亲爱的。”
与此同时，契诃夫还借那位病人之口说出了他呼吁人性回归的心声：“我知道，上帝创造了我，使我身上充满温暖的血液和神经，就这样！而作为一个有机构造，如果它具有生命活力，就应该对任何刺激有所反应。我就有这样的反应！对疼痛，我的反应是叫喊和流泪，对卑鄙的行为，则是愤怒，对丑恶，就是恶心。在我看来，说实在的，这就是生活。”人是无法脱离生活存在的，知识分子也一样。对迫害保持沉默不只是软弱的表现，若是一直对病态现状不作为，知识分子也将面临灭顶之灾。这就是契诃夫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种反省。
一八八八年，契诃夫得到了普希金文学奖，从此他成为了俄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契诃夫早年就患有肺结核，一八九七年他的身体变差，开始大口吐血，于是住进医院辽养。一八九八年，契诃夫的戏剧《海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在这里他遇到了属于他的爱情——女演员克尼碧尔。同年他也写了许多跟爱情有关的小说。他在《牵小狗的女人》中写道：“只是到了现在，当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他才真正用心地爱上了一个人。”未尝不是他自身的写照。
一九零一年他们结婚了。但契诃夫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他们的蜜月都是在乌发的疗养院度过的。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写下了遗嘱，叮嘱家人：“帮助穷人，爱护母亲，全家和睦。”
一九零四年，契诃夫在写完人生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之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七月十五日凌晨，他醒来的时候感到憋气，于是他对医生用德语大喊：“我快要死了。”医生给契诃夫注射了一针药水，让人送来一瓶香槟。他喝了一口，对结婚才三年的妻子说：“我好久没有喝香槟了。”然后他将整杯香槟一饮而尽，侧身闭上了眼睛。享年四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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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情”用在契诃夫身上其实是个褒义词。我为什么说契诃夫“矫情”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小说创作中的一大主题——对美的“空置”的惋惜。他经常看到一些很美的东西，比如空旷的草原啊，辽阔的大海啊，旅途上的美女啊，然后就发出感慨，啊！为什么没有人欣赏这些美丽的东西啊！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人去追求啊！为什么没有人发现过这些美好的事物啊！这些感慨全都被他写进了小说里，比如《美女》、《草原》、《灯火》。这里节选一部分，着实可以看出他对此真实的惋惜：
“在美的凯旋中，在幸福的满足中，会感到一种紧张和惆怅。好像是草原意识到了自己的孤独，好像它的财富与灵气无人歌唱，无人需求，对于这个世界也就白白废弃了。”
“可能，他和我一样，不由自主地为这位美女，为他自己，为我，为所有懒洋洋地走回自己车厢的旅客感到惋惜。”
“不知什么缘故，我开始为自己，为爷爷，为那个亚美尼亚人，和为那个亚美尼亚姑娘本人感到惋惜，好像我们四个人都失去了一种对于生活是很重要很需要的东西，而且我们再也找不到它。”
这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在后来很多作家的小说中也出现过，比如菲茨杰拉德的《冬之梦》。菲茨杰拉德的很多短篇小说其实跟契诃夫蛮像的。
契诃夫的“矫情”还表现在他多愁善感的情绪上。他小说里的人经常面对大自然发出一些感慨，比如“我就像寂寞田野上吹过的风”啦，“在这一切中间，我曾一直觉得自己绝望而孤独，是个多余的人”啦之类的。他还写过一篇小说《别人的不幸》。讲的是一对夫妇想买个庄园，但是妻子去庄园看了看，觉得那个要卖庄园的人很可怜，觉得他们一家都很不幸，她甚至后来劝丈夫不要买那个庄园。但丈夫还是买了，他们住了进去。她一直都无法抹去那种同情的感受，她无法不想起那个可怜的前庄园主，她只能把庄园重新装修大大改造一遍，才能抑制住这股“愧疚感”。小说的最后契诃夫写道，“为了忘记别人的不幸，需要涂抹，裱糊和拆毁很多东西。”这让他的小说跟茨威格的小说有些共通的地方。可能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闷骚而又多愁善感的人吧。说得难听点是矫情，但说得好听些，就是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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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作为十九世纪末的文学大师，我们其实还能从他身上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以及之后俄国十月革命的星星之火。
十九世纪末，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大行其道，尤其体现在年轻的知识分子身上。契诃夫写过一些小说针对这种思潮提出过批评。《灯火》里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一个年轻大学生说过这样的话（其实他们没有在对话，因为那个大学生我行我素，听不进任何话语，觉得老知识分子太过古板）：
“我明白了，我不是思想家，不是哲学家，我不过是个半吊子的假行家。我的脑子里既无渊博的知识，也没有完整的体系。我以为，它（虚无主义）已经成功地给大众灌输了一种全新的对付严肃思想的办法。”
“我们自以为比大众比莎士比亚高明，而实际上我们的思维方法在导致虚无，因为我们不愿意走下底层重新起步，我们也无力向上攀登，我们的头脑也冻结在了一个冰点上——顽固不化...”
契诃夫认为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它所在对抗的是什么东西、在意识到虚无之后该怎么生活，这些人只是闻到一星半点的味道，就赶时髦似的把它奉为圭臬，从而有理由去对付严肃思想的形成以及本来所需要大量学习的东西。大部分人只是半吊子，这种虚无主义者不过是拿这种思想赶时髦或者逃避生活罢了。这对现在丧文化大行其道的中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警醒——虚无主义正被很多懒惰的年轻人拿来做逃避生活的工具，无论是在以前还是在现在。
对悲观主义的批评则出现在他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中。契诃夫认为，“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而在于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九个没脑筋。”这些主义都是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经过很久的研究总结和争吵辩论得出的结论，但这些主义到了半吊子群众手里就变成了他们耍无赖的理由。在当时的俄国，契诃夫这些思考的先进程度不亚于邻国的鲁迅。
在《带阁楼的房子》中，其实已经可以瞥见之后俄国十月革命的星星之火。里面有一个情节，是关于争辩到底要不要在附近建一个医疗站。丽达希望发动群众的力量去达成这一目标，因为上周有个妇女难产而死，要是医疗站近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因为这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医疗站，学校，图书馆，药房，在现有条件下只是在为奴役服务。老百姓现在正被一条巨大的锁链困住，您不去砸断锁链，反而增加这个锁链的环节——这就是我的看法。重要的不是安娜（那个妇女）死于难产，而是所有这些安娜们、别拉格娅们从早到晚在弯腰劳作，超强度的劳动让她们病倒了...她们的孩子长大了，又开始重复她们的故事，这样已经过了几百年，千千万万的人过得还不如牲口——仅仅为了一小片面包，就永远得生活在恐惧之中。”
“啊，我的上帝，总应该做点什么吧！”丽达想的跟很多人想的是一样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们的初衷也是好的，但“我”觉得已经到了要进行激烈变革的时候了，“我”想得更远：“我们有了很多的医生、药剂师、律师，有了很多识文断字的人，但我们却没有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诗人。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精神力量都用在了满足暂时的、转瞬即逝的需求上了。我们需要的不是中学，而是大学。”契诃夫这样的思考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依然有值得借鉴之处。
但《带阁楼的房子》是个悲剧。“我”爱上了丽达的妹妹，她也很爱我，但由于跟丽达政见不合，“我”无法娶她的妹妹；丽达由于为劳动人民争取建医疗站，在附近的声望逐渐升高，与她有不同见解的“我”也因此被排挤。这篇小说写的不只是革命，也不只是爱情，它写的是社会先行者的革命孤独和痛苦。《带阁楼的房子》是我最喜欢的契诃夫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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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小说，契诃夫还有几篇挺有意思的小说，即使是放在现在这个时代的语境下依然很有意义。写到这里好累啊，这里主要就写一下《套中人》和《大学生》吧。
《套中人》写的是一个做事和生活都极其循规蹈矩、小心翼翼的中学教师的故事。他总要找各种套子把自己装进去，不只是衣服啊、鞋套啊、口罩啊这种具体的“套子”，还有很多抽象意义上的“套子”。“一切偏离章程，有点出格的事，都会让他垂头丧气，尽管，这与他有何相干呢？”契诃夫在小说中这样形容他。这个“套中人”是那个时代的卫道士，最后，他在百般焦虑中死去，契诃夫还讽刺地写道，“现在他躺在棺材里，他的神情温和、爽朗、甚至喜庆。好像他很高兴，终于被人放进了一个他永远不会从中走出的套子里。”但他也有他的孤独和可怜之处，契诃夫对此描写地也很精准。甚至从某种方面来说，把自己装进一个套子的这种行为，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依然有很多人在做类似的事情。小说的最后契诃夫也写道，“而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污浊，拥挤不堪，写着无用的文章，玩着无聊的纸牌，这难道不也是套子？而我们终生周旋于俗人、庸人、蠢人和懒散的女人中间，自己说着和听着各种废话，这难道不是套子？”契诃夫晚期的作品比之前期作品多了很多超脱的地方，从讽刺官僚、讽刺庸人变成了讽刺知识分子、讽刺自己，多了更多自省的部分。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也变多变深了。
《大学生》是一部很有趣的短篇小说，里面有对“讲故事”这一行为的思考，很多作家到了晚年好像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写作、讲故事、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进行一些思考。《大学生》讲的是一个大学生跟两个村妇讲《圣经》里面彼得、耶稣和犹大的故事，那两个村妇听了之后深受感动泪流不止。大学生在讲完故事之后，感到了“讲故事”这一行为的意义和力量。“他想，过去与现在是由一连串连绵不断、由此及彼的事件联系起来的。他觉得自己刚才已经看到了这个锁链的两段：只需触动一段，另一端就会震颤。过去曾经在那花园和大司祭的院子里指引过人类生活的真与美，直到今天还在连续不断地指引着人类生活。”于是，“生活让他感到是美妙的、令人神往的、充满崇高意义的。”契诃夫热爱生活，毕生都在追求人生的自由和意义，他在对美的向往中不断提升自己，并希望自己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能去感染到别人、影响和改造社会。作为一个作家，契诃夫批判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但你很难去形容他是什么什么主义的，如果真的要定义的话，那契诃夫就是“人道主义”的吧。其实作家几乎都是“人道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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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是水瓶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