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四句教，本质是没有说清楚，如康德说“人为自然立法”，此句比张载“为天地立心”具体真实。人为自然立法，是人的基本理性的表现。而且是“人”，是所有人，不是儒家，一种独特的人。天地是自然的侠义，自然不仅是天地，康德的表述自然比张载广。人为自然立法，立法的基础是科学理性，这种途径是最可能的。

而张载说，“为天地立心”，其中心比理性广义，泛化。所以造成理解的错误。就基本的原理，儒家的心始终未能进入“理性”，儒家说，理，而不说，理性。为天地立心，应该是为自然建立人的理性。只有理性才能职守万世太平。可是在儒家没有理性，仁义道德和仁义礼智信是感性的，还未能形成理性。什么是理性？理性就是知道自我的局限性和自我的能力的范畴。

而为天地立心，就是超范围的，把人不可能的事情看成是可能的。而且儒家还未进入到科学理性工具理性的阶段。这样就不能为天地立心。这里的心如果不是理性，就更加泛化。更何况，孔子云，随心所欲不逾矩，这里的心，还是随心所欲的心，还不是本质规范的理性。儒学一开始的概念就是模糊的。到宋明理学时期，何谓理？也未能解释。概念模糊。所以心学乘机攻击理学，理学也攻击心学。最终二者都崩溃。

本人的理念是，哲学不是诗，不能任意，哲学的判断应该是理性的，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四句教是把神的事情看成是人的事情，看成是儒家的事情，儒家在历史上实际志大才疏，在历代历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连基本的现实都难以应付，（比如，存天理，灭人欲，在理与欲的取舍中不能兼顾平衡，走向极端）何谈为天地立心？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四句教恰恰相反，是孔子批判的言过其实，君子耻言过其实。孔子本人也不管如此说，论语中没有疏狂失真的话，就是因为职守中庸之道。四句教是神话，是过激言论，虽然是正面的，但是是不切实际的，忽悠人的。

学习古人，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大话空话。而儒家恰恰犯了言过其实的自律。儒家在整个进程中提出仁义道德，但是还未把仁义道德看成是人的基本理性，以经验的感知作为尺度，这是很模糊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的依据不是外在的工具理性，而是我的内心的经验，任何学术性的东西如果不能丢弃经验感性，不能进入理性的概念，就不能建立。儒学如同不用衡器，而以经验把握事情的程度，难免就是按照自己的随意性，好恶而判断事情。比如孔子对学生白天休息，就大骂，朽木不可雕也，这本身是不理性的，不知道学生的特殊性，可能是身体的疲倦的原因而如此。孔子的批评就是非理性的。也是随心所欲的。这样的例子在儒家很多。

就事实而言，儒家就是唯意志论。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都是非理性的愤激之言，这些话都不是出于分析理性，而是随心所欲。儒家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做性情中人，随心所欲，而不加理性的分析。

儒学的基本理性未能建立，但是提出了仁义道德这样的理性的内容，仁义道德却未能形成理性，理性形成之后无不言行中规，如本体建立之后，本体的作用源源不断。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在处理儒家和道佛的关系时，儒家也是走极端的，唐代为了压制佛教，毁寺庙，杀和尚。这也是非理性的。统治阶级利用儒学之后，对待人民也是非理性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有什么道理可言？粗疏地说，儒家这是蛮不讲理。

正式由于儒学与现代性的鸿沟，新儒家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化，但是这种弥合始终未能完成。新儒家的大师都是出国留学，具有深厚的中西学术思想的大家，他们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儒学对中国的功过是非造成历史的起起伏伏，其中男尊女卑，君臣等级制度，以等级制度的礼的形式而丧失人人平等的观念，（佛家对此有贡献）儒学的现代，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既没有学术实体，也没有正统的社会活动。所以虽然口头提，还是无济于事。

佛家寺庙，道家的道观都有实体，有信徒，有社会学术活动，而且几千年一以贯之。儒家呢？从历史看，儒家没有建立学理，也没有建立人的理性，只提出了仁义道德这样的形式，这就难免失之空言。四句教的实质也是“空言”，毫无实际价值。四句教和儒学的传统是一致的，就是随心所欲。好大喜功而毫无切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