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位于大别山东麓，绵延起伏的山脉，将一个村子的村民分隔在十几个山坳间，一个山坳30多户，合为一组。30多间房屋，有近20间常年大门紧锁，门口长满了杂草。剩下的10多间，居住的都是年迈的老人和不适应外乡生活的人。
父辈们都外出打工，只有在节假日或者是找不到工作的空档期，才会回家。我们这辈儿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都深扎在不同的城市。每到春节，各家各户的主人才从全国各地奔赴归来。原本冷冷清清的村落，在冬日里多了几缕烟火，才突显出年味儿来。
家乡，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却抹不开两个字眼，贫穷。我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涌向城市，努力地摆脱“农村人”的身份。现在却发现，家乡对一个人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生与活
作为一个从农村考入大学的孩子，我有种试图打破贫穷给生活造成局限性的偏执。
2016年父亲被确诊为肝癌，家中所有积蓄加起来不过10万，我向19名亲友共借了50万，给父亲做了肝移植手术。5月做完手术，7月癌症骨转移，父亲下身瘫痪。那时，家里已是山穷水尽，我整个人陷入低谷，放下手头的工作，把父亲接回家，准备陪他最后一程。
回家后，我被告知农村合作医疗报销10万封顶，而父亲又没买任何保险。这意味着我有50多万的债务需要偿还，而父亲的病情依旧无力回天。无论我如何力争上游，现实还是给我重重的一击。
2016年，在Y县，正值精准扶贫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一年，也推出了因病致贫的政策。为了多报销点医疗费用，我开始了漫长的贫困户申请流程。同年，我弟弟念高三，写了十几封申请书申请贫困生助学金，也都石沉大海。高考结束后，我带着弟弟踏遍了Y县所有的政府部门。每个部门都在互相搪塞，回复大同小异：“你家的问题都能解决，但我们的职权范围有限啊！”
那年，我大学毕业两年半，刚直又固执，不懂世故。在政府部门前徘徊了两个月，那股自以为努力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信心被消磨殆尽，已然成了一个乞讨者。我曾去Y县扶贫办核查贫困户人口信息，除了孤儿或是单亲家庭，很多入选的贫困户都与基层干部有裙带关系。2016年8月2日，四处求助未果，我带着弟弟上访，父亲的医疗报销、弟弟的贫困生助学金才得以解决，历时3个月。
从那以后，乡亲们把我家当做了第二个乡镇办事处：咨询相关政策、复印资料、写申请书，但主要还是询问医疗报销流程的居多。医疗报销流程、农村双女户补贴、洪灾赈灾物补给……这些本应该透明的信息，乡亲们一无所知。
孙叔，长得高瘦，脸色又黑又黄，两眼一片浑浊。每天他推着一个手推车，喘着粗气，拖着沉重的步伐，去山上捡干枯的柴火。他每走几步，都得停下来休息一下，伴随着咳嗽和身体的颤抖。如果他不来问我办残疾证的流程，我还不知道那只瞳孔发白的左眼已经失明了。
我第一次了解到他的病情，是在省城医院。他带了5万元现金来治病，结果检查还没有做完，就已经花费2万多。作为同乡，我去病房看他，他一个人就医、买饭、做检查，他同我讲：“真不能做检查，一做检查，啥病都有。治胃病的药肾外科医生说不能吃，治肾的药又对血压有副作用。病太多了，都不知道治哪个好，开了一堆药，结果都不能吃！”孙叔和我父亲，都是一辈子辛苦劳作、拮据过日子的人，平时有点小病都不舍得花钱去看医生，总是认为忍忍就好了，结果都是拖出来了大麻烦。
过几天，孙叔出院了。临走前，他到病房看我父亲。那天走在医院拥挤的走廊里，他和我坦言：“我的病太多了，医生说不太乐观，头部可能要做手术，昨天医生开了个检查，居然要花3千。家里只有10万左右，小孩还在念初中。不治了，再治也是浪费钱。”
孙叔回家后，便给自己买了副寿棺。他曾和我讲：“我和你父亲都一样，是命苦的人。”
农村的父辈，倾尽一生，供子女读书，能力稍强的能有个体面的住所。我父亲忙碌一辈子，建了个两层的毛坯；在患病之时，他一度想要放弃治疗，担心钱花光了，弟弟没钱念书。我无法像说服父亲接受治疗时，那样去说服孙叔，我竭尽全力为父亲扛下了所有；而孙叔若倒下了，能替他支撑家庭的，只有那微博的积蓄。
农村的父母质朴善良，把一辈子的心血都倾注在孩子身上。季三叔的儿子20出头，自生下便患有重疾，今年又犯病了，季三叔家已经穷困潦倒。我还记得他给我打电话时那祈求的口吻：“卫计局你没有熟人啊，那个医疗报销能不能多一点啊~~~”
农村人大都没有保险意识，90年代新起的很多不称职的保险从业人员，让农村人至今对保险心存芥蒂:保险是骗人的。新农村合作医疗成为了农村人保大病的唯一途径。而这12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无论村干部如何劝说，总有村民拒绝购买。
农村的老人就像是一盏灯，默默地敖干了自己，用那微弱的光为子女抵挡严寒与疾苦。但当不幸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时，他们会默默地忍受，心甘情愿地扑向那一抔黄土。
读书不是无用的
2016年为陪父亲看病，母亲在省城医院住了5个月。家里的良田、土地却没有荒芜，种满了水稻、玉米和红薯，10来只土鸡、2头大母猪，都被养得肥肥的。屋里屋外被乡亲们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农村，邻里间都是互相帮助互相照应，我和弟弟在家时，会无偿辅导村里小孩的学习。
星星步入五年级，有了班级微信群，她的父母没有智能手机，我应星星的请求加入了她的班级群，代为传达一些学校的通知。今年春节还未到家，我就收到了她的成绩单：数学83，语文72，排名第二，全班11个学生，双科不及格的有4名，6年级了，还没有开始学习英语。
在微信群一年半的时间里，3个学期换了2个班主任，教5年级数学的老师到了6年级改为教语文。而那老一辈的临近退休的老师们都转去教小学一年级、或者是带学龄前的儿童（以前称为学前班，现改称大班小班）。招生少的时候，小班、大班、一年级会合并在同一间教室里，以一年级的课程为主。
20年前，Y县一个村子便有一所小学，现在是4、5个小学合为一所，总人数也不及20年前的十分之一。教过我父辈的老师，也教过我，还在教下一代。20年间，年轻的老师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留在校园里的依旧是那些老面孔。
十四五年前的农村孩子，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作业，上山放牛羊时还捎着课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农村孩子做完作业后主要是玩、看电视、上网，农村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供孩子去培养其他的兴趣。曾经被传颂的吃苦耐劳品质在新一代农村孩子身上的体现也越来越少了。
这两年，一个感触越来越深：农村孩子考好大学越来越难了。乡村教师待遇低，很多优秀老师，放弃公职，去沿海的大城市教书，能拿到高于目前几倍的薪水。国家倡导的“教育减负”只有在农村得到了彻底实施；在城市，除了学校教育，学生的空闲时间都会被各种补习班塞满。而农村孩子，除了课堂教育，课外有不会的题目，都无人解答。这两类孩子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农村孩子怎么会有优势？
在农村人的概念里，好大学等于高工资。我13年大学毕业，5千的月薪在村里被嗤之以鼻。我那些没有念过大学的发小，有的已经月薪上万，有的早已买车买房；有的初中毕业就进入流水线工作，一个月也能拿四五千的工资，比我多挣几年钱。农村人爱攀比，常有“读个好大学也不过如此”之类的话，传入母亲的耳朵；在提起别人的高薪时，母亲总是羡慕而又嫉妒。
在守旧的农村，老一辈的观念里依旧存在“自成人”的说法，除了学校教育，父母们对于子女教育的干预是无力的。除了告诫努力读书之外，父母们能做的很少。当子女不听话时，也只有听之任之。“读书不行就不念了，早点去打工，早点挣钱”这是我婶娘在堂妹成绩不理想时，经常说的话。
工作难求
腊月底，农村家家户户都在清点一年的尾账。母亲也收到了3份工资，共计3350元，这是国庆节后4个多月来她的所有工作收入。其中两份是参与乡村项目建设的薪资（后面我会讲）。还有一份是为私人修建房屋，在开启这份工作的第二天深夜，母亲收到了包工头的骚扰短信，又羞又恼，便辞了工。
在父亲过世后，母亲承包了更多的农田，种植水稻和药材；养了更多的土鸡和猪仔。10月份，我将母亲一年收成的水稻和玉米折算成市场价格，再统计了农田承包费、种子费、化肥费、机械收割与脱粒的人工费，二者勉强持平。其中还不包括母亲付出的劳动，以及她在连续插秧17天后病倒的医疗费。
辛苦一年的庄稼收成抵不过高昂的成本，原本赖以生存的农耕生活精打细算起来也是亏本的行当。Y县属于山区，地势起伏大，地表崎岖，每家每户的耕种面积有限，无法进行大面积的种植。农村人种田的欣慰一是基本生活的自给自足，再就是给在大城市打拼的孩子一份放心的粮食和可口的食材。
到了农闲时节，村头巷尾聚集着村民，互相打听，最近哪儿有活儿可以干；有了工作信息，邻里之间互相介绍。除非你有赖以生存的手艺，100元一天的临时工是炙手可热的工作。父亲在世的时候，母亲从未去过建筑工地里干活，迫于生活，她也做起了小工。因为是贫困户，政府的建设项目优先提供贫困户工作，母亲才有了两次工作机会。
母亲没有建筑经验，在施工工地只能做小工，有活干就喊她过去搭把手，没活可干就闲赋在家。到了年底，外出工作的人陆续回家了。与工地负责人关系不错的两个村民也加入到施工队伍中。这两个村民是非贫困户，却可以在乡村项目中干活。这个消息传出后，当天下午，在家待业的村民都背着锄头工具跑到工地上，场面一度失控，当天只好停工。他们都是非常勤劳的农民，却苦于没有工作。
根据国家政策，2020年全国实现全面脱贫。这两年，乡政府为低保户修建房屋、给还在住土房子的农户修建住宅、家家户户通公路。基础设施在逐渐完善，但是却没有条带动农村人发家致富的产业链。2020年名义上脱贫，那以后呢？农村人依旧无法找到工作，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外地谋生活。
婚嫁
在农村，结婚的压力并不比城市小。10-12万的彩礼，农村一套住宅，城里一套住宅，条件好一点的配置车子，这似乎成了结婚的标配。很多农村父母，为儿子娶媳妇儿会耗尽一辈子的积蓄；在农村，依旧是养儿防老的观念，父母为子女倾囊付出，很少为年迈后的生活作考虑。
今年元旦，邻居竹笙和男友小伍相处出现了矛盾，要退婚。在举办婚礼前，小伍家累计给竹笙12万多的彩礼，现在结婚无望，小伍计划要回。小伍父母委托多人向竹笙家索要已经支付的彩礼，都没有结果。腊月29日，小伍的亲友到了竹笙家，讨个说法。双方意见不一，在争执中大打出手，惊动了民警。这事儿双方僵持不下，至今还没结果。
我与竹笙从小一起长大，小学二年级时，她父母就随着浙江的渔船去海上打渔，在海上几个月都和水笙说不上话。她与姐姐一同居住在四面透风的土房子里，房子在半山腰，只有两户人家。后来姐姐工作去了外地，她一个人独居在那破败的房子里；她最害怕村里有人去世，她整宿都提心吊胆不敢入睡。直到她上了高中，那座土房子坍塌了，她才寄宿到亲戚家。竹笙性格要强凡事爱争个赢头，她沉默的时候，我从来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每年关于婚嫁的争执都有不少，但是农村人依旧信奉着这些“婚嫁的礼节”。我嫁给了一个山东人，在农村有“只有娶不起媳妇儿的人家才会娶外地人”的说法，这些老一套思想观念，争执起来你也是百口莫辩。我远房的一个表姐第一次婚姻受了很多挫折，其父母发话了，如果再结婚，必须先给两老人10万。理由是：只有舍得花钱，女儿嫁过去才不会受委屈。这其中的逻辑，不是用道理能够讲得通的。
那些曾在城市里生活过的农村人会稍微通达一点，但那些从未迈出这座大山的农村人，一根筋式的思维方式与单一的评价体系，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
农村与城市的搬运工
在我的家乡，年轻人都迁徙到了城市，留下了他们的父母。有些经济能力好的，索性将父母也接到了身边。现在的春节，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农村的父母被子女接到了外地过年；一种是在外地与子女一同生活的老人，趁着春节独自回家探亲。
在外地打拼的年轻人，对于归家并不显得那么迫切，但对家乡美食的眷恋却是刻进了骨子里。逢年过节，外出工作的人成为了城市与农村的搬运工，家家户户都是满满一车子回又满满一车子去，把在农村买不到的美味带回家乡，又把童年的味道搬进城里。家乡的佳肴，不仅仅意味着儿时的记忆和故土眷恋，更是一份放心与安心。
每次春节过后，邻居大娘们总是互相分享着，远方的儿子从家里拉走了几百斤的大米与猪肉；远嫁的女儿捎着了几篮子鸡蛋与几只土鸡。欣慰的笑容洋溢在满是皱纹的脸上，写满了幸福与满足。
也许有一天，这片土地终会被城市化的农村人所遗忘。
这片生养我的土地，虽然贫瘠，却有最真挚的情谊。那些荒诞的、悲剧的、原始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上演，撩拨着我的神经。我想起了艾青的那首诗：“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