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群有人好用《尚书》语，吾厌之，责之曰：春秋汉人已不用尚书语，今人尚用尚书语乎？尚书乃西周白话也！剽模上古，鹦鹉学舌，甚矣！文言贵在畅达，而以聱牙为尚乎？孔孟为文，尚作《尚书》语乎？王莽诏令悉用《尚书》语，而与桀纣同归，徒为后世嗤，鹦鹉学舌，谓得如人乎？晋夏侯湛为文模尚书，亦不录于《文选》等选文。为文表达己意耳，有深有浅，刻意模拟，君子鄙之！
文章发于自然，矫糅则不诚，刻意则伪，至于修饰，不过锦上添花，非浓妆艳抹也！刻意模拟，无己风格，与鹦鹉学舌何惜？韩愈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得其意，何有于辞，徒得其辞，而失其意矣！譬如东施效颦，徒见其拙，而自以为美乎？文章之语备成于春秋矣，万世不易焉，以此为宗可矣！舍此故作古奥，妄也。自然者，不待强思索安排也，心中固有之，而发之也，非心之所存，余何敢发哉！孔子曰：“修辞立其诚。”心有之而发之也，今人或立伪，不待智者而知其非心之所有，为文而文也。
吾尝谓章太炎为古文之罪人，吾五年前批曰：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风起也，横废文言，独行白话，而犹有以文言操觚之作者焉，如林纾、章太炎、章士钊、钱基博、钟泰、熊十力、马一浮。林、钱、钟、熊、马之文皆流畅易诵，太炎之文则奥涩难通，矜奇炫博，无所不至焉。太炎之文不仅力反白文之平俗，且悖唐宋古文之通达，其僻字之多，拟迹之浓，虽子云不过也。而熊十力谓其博雅能文章，余曰：如此文章，何益于风化乎？夫文以达意也，简明而易诵，太炎之古文能诵乎？其以多僻字为能，使人难解，殆与王云飞同病焉，华而不实，其太炎之谓乎！如《訄书》“罪尤”之“尤”不用，而用“郵”，吝啬之“吝”不用，而用“遴”，好用古字，以炫其学！又如《訄书·原教上》：“故凡用喌物喌法者，必摈斥以为无教。”“喌”者，祝也。“祝字”简，而太炎用古字喌，盖不用喌，无以以示其学问之博也！亦苏轼所谓“以艰深之辞，文其浅易之说”，炫弄学问，何为文章！故林纾讥之曰：“敝在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侈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伧人入城，购搢绅残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即以搢绅目之，吾弗敢信也！……近者其徒某某腾譟于京师……且党于目录之家，矜其淹博，谓古文之根柢在是也，夫目录之学，书贾之账籍也……贡父兄弟读书多于欧公，今日二刘遗集，宁足以与居士集并立？”文言之敝至太炎而极矣，以艰涩饰其浅易，以古奥炫其奇博，惟以文辞僻字为尚，舍意境义理而弗讲，甚于齐梁靡丽之风，文言之为胡鲁所废，何足怪乎？太炎之辈毁之也。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文亦自毁，而后人毁之也，矜奇炫博，妄立门户，党同伐异，文焉能不衰，而敌焉能不乘乎！呜呼！今之崇文言者斥胡鲁之毁文言，而孰知太炎之坏古文乎，太炎以古文自矜，而实古文之罪人也！
熊十力薄太炎之学，而重其文，余以为太炎之文本之于学，而非本之于才也。本之于学者，则好堆砌辞藻以称其雅；本之于才者，则易恣肆意气以炫其雄。夫才不足而学有余，则必多用僻字以饰其庸，极其靡丽以涂其肤，前者太炎之谓也，后者沈约之谓也。若司马迁、陶渊明、李太白、苏东坡本有天才，何用僻字丽辞以为粉饰乎？文章本天成，佳丽吾自得。太白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夫才高峻，而加以僻字，则反损其美；气凌云，而饰以丽辞，则适变其态。才者天之所禀也，情之所赋也，不相袭者也；而学者，后天之所养，可学而能者也。为文有才有学有识，则为大家之文也。才者有气，学者有辞，识者有理，气盛则理足，学厚则文缓快有节，理足则文深。太炎之文辞有余而气不足，是才不足也。太炎之才逊于有为，有为不似太炎之好用僻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