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不被接纳被禁止的情绪，越是容易通过情绪化非理性方式表达，越发误解了情绪特性，这就是禁果效应。
对于情绪我们爱恨交加，总是希望事情顺顺利利，不要出现糟糕消极负面情绪，这当然是我们对于情绪的误解。之前我们说过，情绪具有生理结构的客观性、心理感受的意愿性以及社会环境的反应性，可是现实中还是误解很大，这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
一般来说，误解情绪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误解朱熹的话，“存天理，去人欲”，
二是误解情绪是不好的，消极情绪是糟糕的；
三是误解情绪与理性思考是对立的。
事实上，这些误解在于我们以讹传讹，浮于表面感受，没有从“本原层面”加以认知。比如朱熹这句话影响太深，我们东方文化本来就比较含蓄，对于情欲是万万不敢挑明光明正大说出的，朱熹的注解相当于给了权威例证，对于情绪欲望可意会不可言传，甚至意会都是万万不能的。很多事可做不可说，还有很多事能说却不去做。
其实朱熹的原意并不是要人们完全抛弃欲望，而是保持适度，他自己举例进行过说明，比如吃饭这件事情，吃饱饭是必须的，这就是天理，而追求美食奢侈消费，这就是人欲。也就是说适度情欲是必需的，也是自然的天理，过度贪婪才是要规避的。
人性是预期美好的，比如中国古代小说，以及许多脍炙人口戏曲故事，都是追求“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大团圆美好结局。社会化的道德习俗教化，这导致不由自主的一定排除私心杂念，乃至“狠斗私字一闪念”。“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原本比喻普通人而非贬义的“小人”，成了人人躲闪不及的“坏人”代名词。
事实上，我们有句老话说的很好，“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好人。”这里必须肯定“心与迹”的区别，也就是心理杂念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行为，而这里的“淫”原本就是过分的意思，却被后人一再发挥成了情欲万恶不赦的代名词。
也因此，历史上不缺乏伪君子，卫道士，一方面要求别人洁身自好，维持最高道德标准，另一方面自己却恣意放纵为所欲为，比如据说朱熹言行就不一致，张居正也是如此。道德原本只是要求自己的，不幸的是被用作严格要求别人，这才是“道德”这个词语的不幸。
由此导致人们惯性思维，情绪是不好的，欲望是可耻的，私心杂念是糟糕的，背离道德标准是可怕的，“只能好不能坏”成为根深蒂固想法，忘记了人性原本是中性的，评价别人都是在评价自己。推广开来，所有消极情绪都是可怕的，是万万不可以的，是竭力避免的。
所谓道德教化，换个说法就是理性的表达，是理想的期待，这个高标准严要求只有极少人做到，也就脱离实际。既然几乎没人能做到，好处就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可以恣意为之，超道德位置上，嘲讽做不到的别人，唯独忘了自己也是如此。更糟糕的是，这种理念把情绪与理性截然对立起来，认为凡感性的情绪欲望统统要被赶尽杀绝，导致不能接受感性情绪表达。
结果，越是不被接纳被禁止的情绪，越是容易通过情绪化非理性方式表达，越发误解了情绪特性，这就是禁果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