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这样评价王国维的死：“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处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国维是死于对文化的执痴，如同为国请命的人被冠上一个严穆的国殇美谥，为文化牺牲的人也应该给以文殇之誉，才能慰勉文心。
文化可以传承文明，化成天下。没有伟大文化支撑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群，有了伟大文化而不知呵护弘扬的民族是没希望的奴隶之邦，更谈不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尊自信的国度。一直很感动于英国人对民族文化的护佑和珍爱：“我们宁可失去整个印度而不愿缺少莎士比亚”。这也许便是“日不落帝国”的胸襟和气度，卓识和远见。而文化的传承靠得是那些执痴文化，殉道文化具有强悍生命力的可爱可敬的巨人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齐白石在一幅画的题跋上曾写有一段让人感动的话：“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在此之前的郑板桥，也做了一件类似的事让人久久感动，他为自己刻了一方印章，为：“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这俩件事让人不得不让人沉思，他们对文化的那种疯痴和热衷，贯通的是文化为媒介的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强力诱惑和深切共鸣。他们为了朝拜一种真正值得朝拜的艺术文化，甘愿折辱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内心的虔诚。这是文化的魅力，更是哲人们的智慧和洞见。无独有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论及张旭书法时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这也是一种对文化的痴狂，让生命熨帖在文化的慰藉里，款然与其自化。
对文化的执痴，对文化的忠贞固然可敬，但有时还需要一种醉心文化而无所私欲的纯粹热爱和超然情怀，这一点，居里夫人绝对称得上是榜样中楷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所有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腐蚀的人”。而居里夫人事实上的所作所为也完全证明了这点。居里夫人将艰苦研究的镭成果毫不保留的公布给科学界，将辛苦提炼的0.1克镭不求报酬的献给了国家，而自己继续研究科研费用却要费劲心力去解决，其实只要她肯在专利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所有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可是她没有。她说：“人类需要勇于实践的人，他们能从工作中取得极大的收获，既不忘记大众的福利，又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但人类也需要梦想家，需要醉心于事业的大公无私”。什么叫伟人？从来不为艰难岁月哀叹，从来不为自己命运悲伤的人，就是伟人。居里夫人在科学界是伟人中的伟人，因为她除了有带给全人类利益的科学成就，还有让世世代代的人敬仰和感动的献身科学文化的精神和崇高品德。这种对文化的无私精神是弘扬文化最强劲的力量。
文化的传承和光大，除了对文化的痴爱和无私，也许更重要是一种傲然挺立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以此来开拓文化的荒墟，创造文化的新域。
这种精神被陈寅恪先生提到过，他给王国维先生写的纪念碑文中说：“先生之学问，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可商，唯此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历千万祀，与日月而永辉，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施之于陈氏，最适不过，先生治学，唯秉此独立自由的文化之道。而梁启超在《自励》诗中写道：“献身甘做万矢的，论著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告诫自己以“学者死于书案”的精神奋发砥砺。这是一种文化远志，以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担当起一脉文化泓流，自我挥发，自趋高蹈，开拓文化圣地的大辉煌。
然而献身文化的代价是却是艰巨的，苦涩往往多余甘甜。记得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本着对文人的终极生命价值的关怀，以沉重的心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类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是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及今一直苦苦期盼的自身健全”？发问着实费人思量，人类自身的不完满时时打击的自己生存的自信，泯灭自己前进的勇气，怎么让人抉择？让人奋飞？我无法给自己一个完满的答复，文化的传承和行进本来就是一个不松快的苦旅和跋涉，更可能到头来命消桎梏，才华成累，苦心千古，无人能会。可是，人类之所以伟大，也许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本体不能兼美的遗憾和缺陷，如此，生命爆发出无可奈何又绝不放弃的悲壮呐喊，才让人们活得有了尊严。
执痴文化，让生命呈现出一份广阔，一片精彩：执着文化苦旅而又不觉执着，痴爱于文化而又不止于痴爱，乃是真正的文之殇者，要的是种精神！所不朽者，唯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凡是为文化献身的前贤往哲，足当此赞。
浩浩文殇，精神辉辉，千秋不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