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的火箭技术科学家在两个超级大国的登月计划中发挥了作用,但是世界只记住了其中一个。卡维塔·普里(Kavita Puri)在下面讲述了这个故事。
在上海有一座博物馆,当中展出七万件展品,全部都是围绕同一个人的——“人民的科学家”钱学森(Qian Xuesen)。
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和“航天之父”。他的研究帮助发展出中国第一枚人造卫星发射时所用的火箭,以及作为中国核武器库组成部分的导弹,他被奉为国家英雄。
但是在另一个超级大国那里,那个他曾经学习和工作十多年的地方,他的重大贡献几乎没有人记得。
钱学森生于1911年,当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将瓦解,被一个新的共和国取代。他的父母均受过良好教育,父亲在日本工作过后,回国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教育系统。钱学森在早年就显示出天赋,后来也在上海大学以班级头名毕业,获得非常难得的美国麻省理工(MIT)奖学金。
1935年,一名衣冠整洁的年轻男子来到了波士顿。据北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Georgia)历史系教授克里斯·杰斯帕森(Chris Jespersen)说,钱学森或许也曾遭遇过一些排外情绪和种族歧视,但是当时“有一种观念是希望并相信中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大改变”,而他肯定也是属于凭学识获得尊重的一类人。
钱学森后来从麻省理工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航空太空工程师之一、匈牙利移民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手下学习。在那里,钱学森与另一名杰出科学家弗兰克·马利纳(Frank Malina)共享一个办公室,后者是当时被称为“自杀小队”(Suicide Squad)的一个科技革新小组的核心成员。
那一组人之所以被冠以这样的外号,据《逃出地球:太空火箭秘史》(Escape from Earth: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Space Rocket)一书的作者弗雷瑟·麦克唐纳德(Fraser Macdonald)说,是因为他们试图在校园里制造火箭,也因为当时一些他们用挥发性化学物质做的实验严重出错。
某一天,钱学森被卷进了一场和马利纳及组内其他成员关于一个复杂数学问题的讨论当中。不久后,他就成为这个小组的重要一员,进行一些有关火箭推进力的开创性研究。
当时,火箭技术是“天马行空幻想者的玩意”,麦克唐纳德说,“没有人认真看待它——依赖严谨数学的工程师当中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名声冒险,说这就是未来。”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点迅速发生了改变。
“自杀小队”得到了美国军方的关注,后者出资进行用喷射器助推飞机起飞的研究,将推进器安装在飞机机翼上,令它们能够在短跑道上腾空。军方的资助还帮助他们1943年在西奥多·冯·卡门的指导下设立了喷射式推进实验室(JPL)。钱学森和弗兰克·马利纳也是项目当中的核心人物。
1944年10月,一架美国海军战斗机在喷射器助推起飞后降落在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
钱学森是中国公民,但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当时“对于一名中国科学家进入美国太空探索项目的核心内部并不会引起重大的疑心,”弗雷瑟·麦克唐纳德说。钱学森获得了机密武器研究的保安通行证,甚至还为美国政府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服务。
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在喷气式推进器领域全世界最顶尖的专家之一,还被西奥多·冯·卡门一起被派往德国进行一项超乎寻常的任务,被临时赋予中校军衔。他们的目标是访问纳粹工程师,包括德国顶尖火箭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美国想要确切查明,德国人到底知道什么。
至1940年代末,钱学森在美国闪耀的科学生涯却骤然中断,他的生活开始分崩离析。
在中国,毛主席在1949年宣布成立共产党执政的人民共和国。克里斯·杰斯帕森说,很快中国人就在美国被视作“邪恶的一群人”。“于是我们在美国是经历这样一些时期,我们对中国深深着迷,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又开始咒骂中国,”他说。
与此同时,喷射式推进实验室(JPL)的新主管开始相信,实验室里有间谍,并向联邦调查局(FBI)表达了他对一些成员的怀疑。“我发现,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或者犹太人,”弗雷瑟·麦克唐纳德说。
“冷战”已然开始,而麦卡锡时代的反共产主义政治迫害马上就要到来。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FBI指控钱学森、弗兰克·马利纳及其他人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1946年,弗兰克·马利纳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枚导弹旁边留影。
对钱学森的指控是建立在一份1938年美国共产党的文档基础上。文档显示钱学森出席了一个社交聚会,FBI怀疑那是加州帕萨迪纳共产党组织的聚会。尽管钱学森当时否认自己是党员,新的研究显示,他和弗兰克·马利纳在1938年同时加入。
但是这并不一定代表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弗雷瑟·麦克唐纳德说,在那个时代做一名共产党员是一种反种族主义的声明。他说,这个团体当时是想要突出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以及种族主义在美国的可怕程度。例如,他们当时正发起倡议反对在帕萨迪纳当地的游泳池实施种族隔离,并且在共产党员的会议中讨论此事。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王作跃表示,没有证据显示钱学森在美国的时候曾经为中国充当间谍或者情报人员。
不过,他的保安通行证被撤销,并且被软禁。加州理工的同僚,包括西奥多·冯·卡门在内,致信政府声称钱学森是清白的,但是无效。
1955年,在钱学森被软禁五年后,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决定将他驱逐至中国。这名科学家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一起乘小船离开。当时他向在场等候的记者表示,他永远不会再踏足美国国土。他信守了这个承诺。
钱学森与他的律师格兰特·库珀(Grant Cooper)在1950年一场驱逐出境的听证会上。
“他当时是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贡献了非常多,也本可以贡献更多,所以这不仅是一种羞辱,也是一种背叛的感觉,”记者兼作家房天宇说。
钱学森以英雄的姿态回到中国,但是并没有立即被允许进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往绩也并非是无可挑剔的:他的妻子是国民党高层的贵族血统女儿,而钱学森在失宠之前也一直在美国生活得很快乐——他甚至已经踏出了申请入籍的第一步。
在他终于成为中共党员的1958年,他全心拥护了它,并且一直试图站在拥戴政权的一方。他在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中全身而退,于是也能够成就一个非凡的科学生涯。
在他到达中国的时候,那里对火箭技术的了解很少,但是15年之后,在他监督下,中国向太空发射了第一枚人造卫星。数十年里,他培养了新一代的科学家,而他的工作也为中国将自己的人送上月球的项目奠定了基础。
讽刺的是,钱学森在中国帮助发展的导弹项目,结果成为了日后射向美国的武器。弗雷瑟·麦克唐纳德说,钱学森的蚕式导弹在1991年海湾战争当中被用来攻击美国人,在2016年也门的胡塞叛乱武装也用这种导弹攻击美军的梅森号(USS Mason)驱逐舰。
“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奇妙的轮回。美国驱逐了这名专家,然后这件事后来反过来咬了他们一口。”他表示,在对本土共产主义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这个国家驱逐的是“他们的主要共产主义对手能够利用的财富,结果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导弹和太空项目——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政治失误”。
美国前海军部长、后来成为火箭推进技术公司洛克达因航太(Aerojet Rocketdyne)领头人的丹·金博尔(Dan Kimball)就曾说,这是“这个国家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在现今的中国,钱学森已被奉为国家英雄;图为北京纪念第一代航天专家的钱学森与“航天四老”铜像,正中间为钱学森。
今天,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加剧。这一次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在贸易问题上,是对科技安全的担忧,以及特朗普总统所称的中国未能做更多事情控制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等问题上。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钱学森和他在美国太空项目当中所起的作用一无所知,但是房天语说,很多华裔美国人以及在美国的中国学生都知道他,以及他当初为什么离开,并在今天的时代里看到了相似之处。“美中关系已经恶化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和钱学森那一代一样,面对同样的怀疑。”
在弗雷瑟·麦克唐纳德看来,钱学森的故事是一个警示,当你反对知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美国科学的整个历史是,它是由外来的人所推动的……但是在这样一个保守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更难被接受的故事。”
麦克唐纳德认为,相比起沃纳·冯·布劳恩以及其他德国科学家,喷射式推进实验室对美国太空项目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漠视了。在冯·卡门和钱学森去见过这些德国科学家之后不久,他们才被秘密带来美国的。
麦克唐纳德说,布劳恩曾是纳粹分子,可是他的成就得到了认可,这是钱学森和喷射式推进实验室的其他人所没有得到的。“美国第一个实现的太空任务,是由本土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者——犹太人或者中国人——开启的,这样一个故事并不是美国人自己能够听得进去的,”他说。
钱学森几乎活了一个世纪。在那段时间里,中国从一个经济弱国成长为一个从地球到太空的超级大国。钱学森是这段转变历程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的故事本来也可以是一个伟大的美国故事——无论来自哪里,有才能的人都能够在这里腾飞。
去年,中国创造了历史,在月球的远端着陆。着陆的地方是冯·卡门环形山——那是以曾是钱学森导师的那名德国航天工程师的名字命名的。或许,这也是间接承认了,美国的反共产主义取向其实也帮助了推动中国对太空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