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两人住在一起并且互相以宠物的名字相称——他叫她 “穆奇”、“兔子”和 “女儿”，她则喊他 “斯克鲁比 （源自 ‘怪人’）”或是 “臭虫”、 “拉比”——玛莎对于自己和海明威的关系仍然感到困惑与矛盾。她千里迢迢跑到西班牙陪他（海明威赶赴西班牙进行战地报道），可他却几乎总不在她的身边。
大多数的日子里，他都像尤里斯·伊文思和约翰·尼费尔诺那样头戴黑色工人贝雷帽，身穿破烂的旧羊毛衫，为他们的影片出力；晚上，他总在与来到马德里后结交的一众密友喝酒聊天——要么在佛罗里达宾馆的套间，要么就在附近汤姆·德尔玛的房间，或者是在科特或盖洛德那里。很多人都来自军中：汉斯·卡尔；帕沃尔·卢卡奇；伤痕累累、嘴唇很薄、人称 “沃尔特将军”的光头波兰人；英俊的西班牙中校古斯塔沃·杜兰，他原先是位作曲家，也是海明威在巴黎结识的旧友；魅力超凡，喜欢与玛莎调情的胡安·莫德斯托上校；或是警长何塞· “佩佩”·金塔尼利亚，画家路易斯·金塔尼利亚的兄弟。其他人——科利佐夫、雷格勒或是艾伦·博格——是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或者像马修斯、德尔玛或柯克本那样来自记者圈。而且还有自封为海明威导师、帮助他“理解反法西斯事业”的伊文思。玛莎了解到，海明威 “可以和一群男人坐在一起待上一整天或是一整夜，甚至是整天整夜，尽管也许是与不同的人。不论他在哪里落座，所有人都会开始不断饮酒，一起增强这种座谈会的感觉，而他则会因回忆和轶事开怀大笑”。除非她愿意与他们坐在一起，不然根本不太见得到他。
尽管海明威喜欢与已成为朋友的军人们谈论战略、战术，他唯一的战斗经历还是发生在一战的最后一年。当时，他还是一个面带稚气的 1８岁的红十字会司机，负责将巧克力、香烟和明信片送至战壕。他因一颗爆炸的炮弹而负伤，随后又被子弹击中膝盖，但是他曾坚持，只有在此次袭击中受伤的士兵得到照料之后，他才愿意撤离。尽管这段记忆有些可怕，尽管他向宝琳承诺不会涉足险境，但是他依旧极其希望——或者说他告诉自己他希望——见到西班牙政府能有所行动。然而，待他抵达马德里时，尤里斯·伊文思和约翰尼·费尔诺已经拍摄好了记录片所需的大部分战斗场景。４月 ５日那场突围发生的前后，海明威陪同他们回到莫拉塔周边，但是他与真实战斗之间最近的距离也不过是战场上的一处疏散点。伤们在那里集中并被送至白求恩医院。那天他们所拍摄的其余镜头是在尘土飞扬的山头缓慢移动的坦克。
但是几天之后，他便似乎品尝到了真正的战斗滋味。进入11月后，佛朗哥的士兵已驻扎进了田园之家公园。在那里，他们既能保证自身无虞，又能从加拉维塔斯山的制高点向马德里市中心发射炮弹，同时保护依旧在大学城掘壕固守的民族主义特遣队的侧后方。但是共和党指挥官希望能将叛军从现有位置上赶走，最好还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使其无法对巴斯克地区发起有预谋的攻击，以此作为献给政府成立周年庆的礼物。前一年的 ４月 １４日是政府通过选举诞生的日子。他们计划于 ４月 ９日对加拉维塔斯山实施联合进攻。尤里斯·伊文思及其组员——包括海明威以及一名与他极其相似的合众社记者汉克·戈雷尔——被允许使用远程摄像机前往西方公园进行拍摄。
海明威为政府军的前景与自己的报告文学感到激动。在前一晚的庆典上，他将昂贵的小皮件赠予了玛莎、西德·富兰克林、伊文思和费尔诺，并饮下了大量威士忌。在寒冷的清晨与其他人一道走在格兰维亚大道上为摄影做准备的时候，他感到头疼欲裂，腹中似有火烧。起初他们试图在公园内的一座小山上进行拍摄，这里可以在军队进攻时拍到近距离的透视缩影——枪口冒出阵阵白烟，步兵们如同 《战争与和平》中描绘的那些士兵一般冲上前去——在透过双筒望远镜或摄像机观察战场时，他们必须将镜头遮住以免反射的阳光将他们的藏身之处暴露在神枪手的枪口之下。但是流弹的威胁将他们赶回了位于公园一侧的罗萨莱斯大道的对面。这条大道虽已遭受重创但依然保持了优雅的风范。他们躲进一幢被战火摧毁的房屋中。
现在，春日渐暖，当他们拖着设备爬上三段楼梯，来到一间公寓面朝公园的阳台时，已经挥汗如雨。他们用在废弃衣橱中翻找出的旧衣服遮在摄像头四周，将镜头对准行动场所，整整拍摄了一个下午：坦克似甲虫般来回飞奔，仿若儿童玩具般渺小的步兵向前奔跑，向前扑倒，然后继续奔跑。除了佛罗里达酒店每日 （有时也在夜间）的炮击外，这是自海明威来西班牙后距离战斗最近的一次了，他显得异常兴奋：“了不起”，收拾设备时，他这样想。随后，当他们在暮色中踏上格兰维亚大道时，幻灭的感觉渐渐苏醒。他们距离战场太远了，他告诉自己；更糟糕的是，“连傻瓜都能看出，这次进攻失败了”。当他回到佛罗里达酒店的客房时发现，玛莎与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整个下午都在田园之家公园附近的另一所房子中观察同一场进攻—— “就像是大学生的郊游。”她说。
但是北美报业联盟支付给他每篇 ５００美元 （邮寄手稿的话则是 １０００美元）的稿酬不是让他在参观了一场失败的进攻后撰写一篇游记的；这不是他与尤里斯·伊文思拍摄电影的初衷，也不是他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参与的事情，哪怕只是私底下承认。不过没关系，只要身处马德里，他就面临着迈出酒店大门后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危险。下午时分，已有人在争斗中牺牲，不用将这放在心上。民族主义的炮弹常会击中罗萨莱斯大道上的建筑，并有可能落在他们正在进行拍摄的建筑中，也不用介意这个。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和旧金山的读者们不会相信，你所身处的战区依旧有酒吧与影院开门营业，有商店在售卖香水；他们想要嗅到可达炸药的味道并且听到枪声。因此在记述过去几天的事件时，海明威将它们组合成了一个更佳的故事，就像他在描述牧场猎熊的经历那样。田园之家公园的进攻并非如同他与同伴们远距离观察那样是徒劳的努力，这是一场 “最重要的战斗”的序曲，“政府军期盼已久的进攻”，而他们则见证了争斗最为激烈的时刻。他与伊文思和费尔诺在莫拉塔进行拍摄时度过的那些时光并非是在寒冷与坚韧中进行的单调练习，而是由坦克与步兵发起的强势攻击。“当你 ‘噗’的一声险险摔倒，听着碎片在头顶上方那座尘土飞扬的多石山坡上呼啸时，已是满嘴尘埃。”
海明威先是撰写了手稿，然后才将其用 “电报略语”打印出来———自从成为《多伦多明星报》驻巴黎的记者之后，他便开始使用记者们的行话。为了节省字数，他略去了冠词，将修饰语与其所修饰的单词结合到一起，“do not want（不想要）”变成了 “unwant” “from Madrid（从马德里）”变成了 “exmadrid”。随后他将手稿交给玛莎校对。之后，西德尼·富兰克林会将稿件带去西班牙电信请巴雷亚或伊尔莎审核，然后通过电话传给北美报业联盟的伦敦分部，再从那里以电报的形式发往纽约。上一篇关于莫拉塔的盲眼战士雷文的稿件是邮寄的——尽管走的是外交邮袋的途径——但是至今仍未送到北美报业联盟手中。不出两日，这篇报道便会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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