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录【16】
【原文】
爱问文中子 ①、韩退之 ②。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 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爱曰：“孔子删述‘六经’③ ，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④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⑤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⑥以后，《诗》自《二南》⑦以降，如《九丘》、《八索》⑧，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注释］
①文中子：即王通（584—617），字仲淹，隋朝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弃官后，退居讲学，卒后门人谥其“文中子”。他主张儒、道、释三教合一，以儒为主。曾仿《春秋》作《元经》，拟《论语》作《中说》，故称其拟经。
②韩退之：即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世称韩文公。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散体，倡导儒学，排斥佛老。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③孔子删述“六经”：孔子晚年叙《书》，传《礼》，删《诗》，正《乐》，序《彖辞》《象辞》《系辞》《说卦》《文言》，作《春秋》。故有孔子删述订正“六经”之说。见《史记·孔子世家》。“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④譊譊（náo náo）：争辩，喧嚣。
⑤《连山》、《归藏》：《连山》相传为夏朝的《易》，《归藏》相传为商朝的《易》，后都失传。
⑥《典》、《谟》：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谟》，并称为二典三谟，是儒家王道思想的重要源泉。
⑦《二南》：即《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两篇。
⑧《九丘》、《八索》：远古时代的书名。孔安国《古文尚书序》载：“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这两部书包罗万象，所述许多是关于天人之际的知识，后被用来泛指学问。
［译文］
徐爱问先生，怎样评价王通和韩愈这两个人。”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杰，王通则是一位贤能的大儒。后人仅仅因为文章诗词的缘故就推崇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差远了。”
徐爱问：“那么王通怎么会有仿作经书这样的过错呢？”
先生说：“仿作‘六经’恐怕不能都算是过错。你姑且说说后世儒者根据‘六经’而作著述的本意，与仿作‘六经’有什么区别呢？”
徐爱说：“后世儒者的著述，求名的私心也不能说没有，但其目的主要是阐明圣道，仿作‘六经’则纯粹是为了名声。”
先生说：“著述以阐明圣道，是效法谁呢？”
徐爱说：“效法孔子删述‘六经’，以阐明圣道。”
先生说：“那么就独独只有仿作‘六经’不是效法孔子吗？”
徐爱说：“著述对于圣道固然是有所发明阐述的，但仿作‘六经’似乎仅仅是模仿‘六经’的形式，恐怕对圣道的阐发没什么用处。”
先生说：“你认为阐明圣道，是指返璞归真，使道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呢，还是只是夸夸其谈，借华丽的言辞哗众取宠呢？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虚文盛行而实行匮乏。假如圣道已经明白于天下，那么孔子也不必删述‘六经’了。删述‘六经’，孔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自伏羲画八卦到周文王、周公，这之间阐述《易经》的有《连山》、《归藏》等，五花八门，简直不计其数，而《易经》所要阐发的圣道却被弄得极其混乱、莫衷一是。孔子认为天下喜好虚文的风气日益兴盛，《易经》将会被歪曲，于是取用文王、周公的学说来做一个总述，认为只有这种学说体现了《易经》的真正宗旨，于是其他学说渐渐都被废弃了，然后天下对于《易经》的阐述才得到统一。《书》、《诗》、《礼》、《乐》、《春秋》也都是这样逐渐统一的。《书》自《典》、《谟》以后，《诗》自《周南》、《召南》以后，例如《九丘》、《八索》等，一切淫秽逸荡的词句，大概有成百上千篇。《礼》、《乐》中的名物道理，也是数不胜数。孔子都把它们删除，并且做了正确的阐述，于是其他的种种邪说都被废弃了。像《书》、《诗》、《礼》、《乐》中，孔子删除时何尝加过一句自己的话？今天《礼记》里的许多阐述，都是后世儒者附会而成的，已经不是孔子删述的原本了。至于《春秋》，虽然大家说是孔子的著作，实际上是鲁国旧史书中的文字。所谓‘笔’就是摘录原文；所谓‘削’就是删除繁杂，是有减而无增。孔子删述‘六经’，害怕纷繁复杂的虚文扰乱天下，一直删减得不能再删了才罢，希望使天下人去掉对虚文的追求而求实行，他并不是要用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繁杂的文辞更加兴盛，天下也更乱了。秦始皇出于私心焚毁儒家典籍，得罪天下，其实他不应该把‘六经’也给焚毁了。如果当时他的宗旨是阐明圣道，将那些离经叛道的学说，悉数拿来烧掉，则正暗合了孔子删述‘六经’的本意。自秦汉以来，追求虚文的风气又兴盛起来了，但要想除尽这种风气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效法孔子，选录那些与‘六经’相接近的著述进行宣传表彰，那么其他的怪悖理论也就慢慢地自行灭亡了。我不知道王通当初仿作‘六经’的本意是什么，但我深切体会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处，认为即使圣人重生，也是不会改变他的做法的。天下之所以没有大治，是因为虚文兴盛，而实行之风衰败。人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以迷惑世俗而取得名誉，这只能扰乱天下人的思维，混淆大家的视听，使得天下人逐渐颓靡，争相追求虚文，以求尽快在社会上出名，而不知还有敦归本心、崇尚实行、返璞归真的做法。这些都是那些著述的人所开启的。”
［解读］
这场对话篇幅很长，师徒从对韩愈和王通的评价开始，起先并未说明什么大道理。但由此过渡到上文所说的“心即是理”，理明则心正。那么如何才能明这个“理”（道）呢？于是，王阳明借由对王、韩二人的评判，进一步阐明“理”是心之本体，“文”是显现于外的形体，用文辞教化天下，必然使人舍本逐末，忘却天理，失去本心。
王阳明所论，对前人的思想文字，只减不增，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原则。既然是阐述先贤之道，觉得繁复的地方可以删减，但是一定不能自己补充，不要加进“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把先贤之道传下去。
但是人们为什么要加进自己的观点呢，主要原因是三个心——胜心、虚荣心、别有用心。
胜心，王阳明说：“其说本已完备，非要另立一说以胜之。”前人已经耕耘过的领域，学术结论已经止于至善，他非得搞个新说法，说什么什么理论过时了，现在是什么什么的时代了，现在的骗子，还是这样在骗。
虚荣心呢，就是老想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观点”。儒家说：“善为天下公。”真理只有一个，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天下所公有的，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自己的观点”。如果是你自己的，那肯定是错的。
可以把人的思想，分为思想、理论、方法、观点，四个层次。思想是想象力，穷尽物理，洞察未来，对象是正在生成之物。理论是解释一切，有一个例外解释不了，这理论就不成立，对象是既成之物。方法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体系，对象是具体问题。那观点是什么呢？观点是个人看法，对象往往是别人的专业，给别人添乱，给学生挖坑，给天下添堵。
那别有用心呢，就是谋财害命，不一定是取人性命。他耽误人时间，就是害命。人性的弱点，就是追新逐异，贪巧求速，你跟他说要切实笃行，他听不进去。有人跟他说有新理论，过去的笨办法过时了！新时代到来了！他就趋之若鹜。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人上正道很难，而入魔道极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