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当中学教师的日子（县中篇）

中师毕业离校前一天晚上，我悻然离开河东女生宿舍后，向河南男生宿舍走去。路过学校大门口时，我遇到学校工宣队的指导员宋银珍女士。

也许由于我是校刊编辑之一，也可能由于我当过学校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宋指导员居然认识我。宋指导员正告我，我选择Ｚ为女友，是个糟糕的选择。同时她告诉我：毕业前，学校很慎重地考虑了几个尖子学生的出路问题；我虽未能留校，但我的个人档案上已写上“适合教高中”这一毕业鉴定意见；只有极少数同学享受了这一待遇。

毕业后，由于我高中时代的恩师高俊兰、蔡宝铭夫妇的推荐，我被分配至名校如东县中学，当上初中班主任，兼教语文、历史。

下为如东县中学实景：

我在县中只呆了半年，经历的事情与犯下的错误倒不少。在这里，我要写下最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最能反映青年人常见幼稚病的几件事，希望使读者获益。

一、工宣队的撤离

我在如东县中任教并担任班主任的时间，是1977年8月至次年１月。

一天，我接到通知：将全班学生带到学校大门内侧的空地，参加欢送工宣队离校仪式。

参加欢送会的，主要是初中部学生与各班的班主任老师，学校主要领导并未到场。

会议比较简短。工宣队代表、教职工代表分别发言后，主持人宣布：“欢送会到此结束，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送工宣队离校！”在噼里啪拉的掌声中，工宣队员们排着队，向学校大门走去。

当工宣队队员们走到距大门不远的地方时，会场上突然爆发出“噢——，噢——”的起哄声。听到起哄声后，工宣队队员们马上加快了撤离速度。当他们走出校门时，会场上的起哄声，突然转变为轰笑声。

二、我班的那帮学生

我接的这个班的初一新生，有四个特点：

其一，由于如东县是李先念夫人林佳媚很早就抓的计划生育试点县，这班新生中的大多数都是较难教育的独生子女。

其二，学生们是随文革的结束，从一所较差的小学升入初中的，其小学生涯基本上是在文革的氛围中度过的，因此纪律差，学习积极性差，学习习惯差，学习基础差。

其三，有不少学生是县船舶运输社职工的子女，由于他们的父母大多常年随船运输在外，他们是在缺乏严格监护的情况下长大的，升入初中后，他们就成为一群最不爱学习、最喜欢捣蛋的学生。

其四，由于当时有“顶替”政策（即安排退休员工子女，在其父母所在单位或所属系统就业），一些学生不愿认真读书。他们早就打定主意：反正我不久后就会“顶替”我老爸（或老妈），参加工作，我根本不需要认真读书。

由于这四个原因，加上我缺乏当教师的经验，新生分班时未到场，诸多双差生被踢到我班，我班成为特别难管的班。一些学生不仅不好好学习，并且常常闹出事端，给我出难题。

上课时，如遇到缺乏管理经验的年轻老师或不那么严厉的老师，他们就会大肆捣乱。此时我这个班主任必须站在门外，为任课老师压阵。当然也有个别特别厉害的教师（如我班的音乐老师），上课时能将学生管得服服帖帖。

当这个班的班主任期间，我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来从事班级管理。仅家访一项，就占据了我大量时间。半年中，我差不多走访了全班所有学生的家长；有的学生的家，我去过两至三次。可以说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尽管这样，我班学生的表现，还是比同年级的另两个班差。

现在想来，当时县中校长、教导主任等人，对我的班级管理，大概是不满意的，而我又没有向他们汇报班级的特殊情况，这可能是导致我半年后就被调离县中的原因之一。

但在我离开县中后，这个班成为更有名的乱班。有人告诉我：我离开后，没人能管理这个班级；最后学校安排了两个人，专门看管这个班的学生，结果仍没能管好。

三、我的三位朋友与一位特殊女同事

我在县中工作期间，交上三位朋友：一是与我同时毕业于如师的冒亚平先生（毕业后分配至教育局教研室，后来曾长期担任如东县中的校长，现为如东县老年大学校长）；二是早我一年毕业于如师、在教育局教研室工作了一年后调到县中的南通市区知青陈云恺先生（后考取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再后来成长为南通大学教育学教授）；三是来自童店乡的男青年，具有书法特长的季华权先生（当时他在县中文印室打工，后凭书法特长，在特招中录取省警官学院（当时为大专），再后来成为江苏省公安厅的言语文字识别专家与方言专家）。这三位朋友，后来都有不错的发展。

我所说的“特殊女同事”，是教我班英语的代课教师施小炜。之所以说她“特殊”，一是因为她是“代课教师”，二是因为她是上海插队到如东县的知青，三是因为她来自高干家庭。认识她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她爸爸名叫“施平”，是个曾经在南通地区工作过的老干部，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不过，那时我从没想到日后会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

文革结束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普通中学的英语教师奇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校当局听说附近农村的上海知青施小炜有英语特长，遂请她来代课。半年后，我到童店中学任教，另一位有点英语基础的上海知青陈和妹女士同时被请至该校，担任英语代课教师。

施小炜比我大两岁，是个少言寡语的文静知青。她有着中等偏高、结实而苗条的身材，肤色红润而富有光泽，脑后似乎留着两条较短的“知青式”发辫。她衣着很朴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总是穿一条肥大的军裤。

由于工作关系，加上都是青年人，我俩有时会聊上几句。她告诉我，她的英语基础来自自学；她在农村劳动时，有时一边种地，一边背诵外语单词；她常常边走路，边背诵英语单词，走着走着，她会掏出英语单词本查看；她学得最多的，是《英语900句》，为此常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这些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我有时也会边走边背诵英语单词，有时也会掏出英语单词本查看。

一天，班上有英语课，我去查看学生们在英语课上的表现，看到这一幕：施小炜站在讲台前，手拿一根教鞭，使劲敲打着讲台，口里喊道：“坐好，安静；坐好，安静。”声音既小，又毫无威严。教室里乱哄哄的，好几个调皮的学生在座位间乱窜，课已进入无法进行状态。从那以后，每逢英语课，只要有时间，我就到班上去，给施老师“压阵”。

后来，听说施小炜考取江苏一所普通大学；再后来，听说她在苏州的吴县当教师。

四、首次参加高考

在这半年中，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与陈云恺都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

虽然准备仓促，虽然文革耽误了我中学时代的学习，但我相信与其他考生相比，自己考得并不差。但是我国高考的恢复有些仓促（由于这个原因，1977年的高考是在12月份进行的），有关制度远未健全。这一年的高考成绩并未公布，也未告知考生本人，并且无法查看；高考后的录取，有很大程度的“暗箱操作”。这一次，我们二人都未能考取大学。

后来陈云恺告诉我，这一年的高考录取，有一条内部规定：现任公办教师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予录取。

此后，教育部公布了一项政策：现任公办教师如欲参加高考，必须具有两年以上教龄，同时必须经所在地区教育局批准，并且只能报考师范院校。

年轻的朋友们，你们是否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出台这么奇怪的政策？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由于文革的影响，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愿意当教师的人很少，在职教师想“跳槽”的则很多。那时我曾听说过这样一则传闻：一位公社党委书记对一位工作比较马虎的下属说：“你再不好好工作，我把你送去当教师。”

五、由于幼稚所犯的错误

上一章说过，“23岁的大男孩既容易疯狂，又常常热衷于做蠢事”。其实无论是从社会认知或实践经验的角度看，还是从品德修养或心理素质的角度看，23岁的年轻人，与真正的成熟，还有遥远的距离。

在这短短的半年中，我所犯的错误并不少。

首先，来到县中后，当我得知让我教初一时，心中颇有些不满。心想：我的毕业鉴定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适合教高中”，为什么让我教初中？当时我甚至有“怀才不遇”的想法。如今想来，这一想法真是可笑之至：你一个中师毕业生，一个工农兵学员，来到名师云集、具有众多名牌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有从苏联留学归来者）的中学系统的名校，还感到“怀才不遇”？就算你有真才实学，就算你才高八斗，你是否需要时间来证明自己？你又如何来证明自己？中师毕业的你才当教师，先安排你教初一，有什么不妥？

其次，我从没想过应注意与校长室、教导处等部门的领导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与其他情况，从心理与认识两个层面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我离开县中前夕，好心的副校长徐先生曾专门找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季啊，到新的单位后，要注意多请示多汇报啊。”

我所犯的第三个错误，是没有早点到校，没有早点了解分配给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没有关心新生的分班，以致诸多难管的双差生分到我将要管理的班级。

我所犯的第四个错误是，曾经因为年轻气盛，强行拖曳一个不愿跟我到办公室谈话的学生。那孩子是个执拗的大块头男孩，是个船民子女。一天，由于捣蛋并且不听教诲，我要求他跟我到办公室谈话。也许仗着自己块头大，他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拒绝了我的要求。我一气之下，强行拖着他，向办公室走去。路上，那孩子耍赖，躺在地上。但已经发怒的我，仍然拖着他往前走。由于拉扯，他的裤管出现一条约一尺长的裂缝。事后，我担心其父母来校闹事。出乎意料的是，其父第二天来找我，对我的严厉表示感谢，要求我“如果再不听话，你给我揍他”。今天看来，我当时的发怒与强行拖曳，都是不妥的。作为班主任与人民教师，“润物细无声”才是应有的修为。

我所犯的第五个错误，出现于与县中校长的谈话中。

学期结束前的一天，县中的苏国光校长来到我的宿舍，找我谈话。他说：你是个不错的老师。但是我们学校看中了一个语文教育专家，想调他进校。他叫杨自强（曾当过我的语文教师），是省教材编写组成员。他是本县童店中学的教师。童店中学的校长提出：如果县中想要调杨老师，必须调出一个好语文教师，作为交换。你是单身汉，调动工作较方便。经过研究，我们想委屈你。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听到苏校长的这席话，我十分失望，甚至颇为恼怒。我对苏校长说：“县中不要我了吗？那我就走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也没必要说这么多废话。”听到我的话，苏校长十分不快地离开了。

现在想来，我这话说得很差劲。苏校长是本县的老校长、本地区的名校长，是德高望重的老牌教育专家。他找我说那些话，说明将我调离，他是有一定程度的内疚与不安的。他安排此次人事变动，也是为了将学校办好。再说，你是刚参加工作的单身小年青，不仅是毫无背景的中师毕业生，还是工农兵学员，当学校不得不调出一个语文教师时，不调你，还能调谁？

当时我应有的做法是，对学校的此次人事变动表示理解，并表示将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争取日后再回到县中。

听说我被调离县中，好友冒亚平来到我宿舍，送我一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纪念册，作为离别纪念。纪念册内写着一首送别诗：

赠 友

隔墙易见隔地难，春风无力百花残。

驿外半载香如故，断桥一时常尝胆。

胸内存志思屈武，冯驩之铗切莫弹。

送君千里终有别，明月何时照我返。

1978年２月送银泉离县中

需要说明的是，县中与冒亚平的宿舍（在聋哑学校内）只有一墙之隔，故诗中有“隔墙易见隔地难”句。当时我也曾回赠一诗（后面章节将录入）。需要说明的是：冒诗中有“冯驩之铗切莫弹”句，意即“不要为怀才不遇而发牢骚，鸣不平”。在这里，冒提醒我：不要为怀才不遇而发牢骚，要用以后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如今看来，当时的冒兄，要比我成熟得多。

新学期开学前，我骑着自行车，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距县城十多公里的童店中学。在那里，我的生命历程揭开新的一页。

2018年劳动节写毕于家中

2020年3月25日修改于水绘曦园

2022年12月12日再改翠湖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