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故明思意指死去的人再一次或得生命，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种事。我对托尔斯泰颇有了解。他并不是一个科幻作家，因而我借着这个寒假怀着极大好奇翻开了这本书。
《复活》以一起真实的刑事犯罪案为原型而创作，从1889年至1899年，托尔斯泰用十年时间六易其稿，才完成这部不朽的名著。主人公是禁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与下层妇女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年轻时在基督教的复活节之夜引诱少女玛丝洛娃，导致其怀孕继而走向堕落。多年后在一次庭审上他认出被审判的对象正是玛丝洛娃。他以此作为反省的起点，由帮助玛丝洛娃出发，接触了解到更多无辜的苦役犯和高贵的政治犯，从而对自身所处的寄生者、剥削者阶层产生批判意识。而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的苦役犯玛丝洛娃，虽然一度沦为卑贱的妓女，但在公爵赎罪式关心照料的诚意与善意感化之下，恢复了天性中的善良纯真。在故事的结尾，流放途中的玛丝洛娃恰恰出于深厚的爱情，没有答应聂赫留朵夫的求婚，而选择嫁给了政治犯西蒙松。他们二人都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这时作家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观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他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首先，作家以人民的名义审判了“审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审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贵族代表们的假面具，剖析他们的肮脏灵魂。而更为深刻的审判则在聂赫留道夫的心灵中进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个罪人。在法庭上认出卡秋莎后，“他灵魂的深处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为的残酷、懦怯、卑鄙，还感到他那闲散的、堕落的、残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样。”从此开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转折，他努力从“动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转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审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为本阶级的审判者。作者通过他的主人公周旋于统治阶级的最上层，发现原来掌握生杀大权、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才醒悟到“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开始的，而是从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聂赫留道夫奔走在贫苦人民最低层，看到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昼一样的明显。也就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都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
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达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没有卡秋莎这个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复活》也就不会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作者写到卡秋莎时，流露出那么真挚的同情和爱。少女时代，她身为地主家的养女兼使女，但却没有丝毫奴颜卑膝。她天真无邪，但幼稚无知，凭着一颗单纯的心灵，设想着美丽的世界，沉浸在欢乐的生活中。被奸污后的卡秋莎还曾有过幻想，直到风雨交加的秋夜，聂赫留道夫坐在舒适明亮的头等车厢里玩牌、谈笑，而卡秋莎在火车旁奔跑、呼喊，却得不到回音。这时，她才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她真想纵身跳到车轮下，了此一生。胎儿的蠕动，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但从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挣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卡秋莎·玛丝洛娃形象丰满、真实，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画廊中独具一格。其典型意义也是深刻的。作品正是通过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宁语)。在形象体系中她与聂赫留道夫相辅相成，体现了作品的主题。如果说，在托尔斯泰的构思中，复活节之夜聂赫留道夫的情欲是他堕落的开端，那么，凄风苦雨的车站一幕卡秋莎对善和上帝的怀疑与否定就是她沦落的内因。他们生活的转折都取决于对待永恒法则———上帝的真理的态度。因此，他们后来的精神复活，首光是皈依上帝，恢复对善和爱的信念。聂赫留道夫通过忏悔和贬职，卡秋莎通过宽恕对方，恢复爱的途径。同时，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社会因素、阶级对立，使社会的主题与伦理道德的主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作为贵族，托尔斯泰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看到的只是国家机器——暴力的加强、社会道德的沦落和农村的破产。为了和资本主义世界抗衡，他自然求助于农民。卢那察尔斯基指出，这个仅是托尔斯泰个人探索的结果，也是从赫尔岑到民粹派走过的道路，而“托尔斯泰在这方面更是特别富于典型性”，因为他客观上反映了俄国农场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性。这也决定了聂赫留道夫形象的典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