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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这是近代美国著名海权论鼻祖马汉的著作中的名言。近代世界历史战火鼎革，绝大多数由海上展开，对大国尤是如此。在关乎甲午中日战争走势的威海卫海战中，清朝北洋水师备受冷落，仅有数千陆军守持提督署和炮台;与此同时，十余万清军护卫着盛京皇陵，一步不挪，坐视北洋水师覆灭，却没人敢仗义执言，没人敢发声质疑。
1874年12月，“海防派”领袖李鸿章呈上《筹议海防折》，奏折中力主建设近代化海军，兴办近现代海军教育，期以海防力量御敌于国门之外。国策既定，清朝国防之争终于尘埃落定。1888年12月，不断充盈的北洋水师于山东威海卫刘公岛正式成军。这个锦衣玉食的“大个子”，自此一举跻身世界前十的行列，在亚洲更是号称最强。
此时，距离那场关乎中日两国国运的大战不足十年，而邻国窥伺之心早已显端倪。1872年始，日本侵略清朝附属国琉球得逞，强吞设县;1876年，日军武力叩开朝鲜国门，后数次在幕后从事分裂活动，意图浑水摸鱼。无力招架的属国遭受灭顶之灾，连连呼救，清帝国秉承作风，派兵援救。
虽然清军取得了对日军的作战胜利，但为求息事宁人，在条约中承认了日本对朝鲜国的用兵权。鼠目寸光的清帝国决策者哪里想得到，干干净净的条约包藏着祸心。一颗种子就此埋下，十年后破土而出，终究崩掉了帝国最引以为傲的锋利獠牙。
19世纪九十年代，老大帝国和东亚新秀迎面相撞，展开了最终的角力。而交锋对决的第一线，仍然是处于两国缓冲地带的朝鲜。面对清朝的严正要求，日本虚与委蛇，暗地里却屡次增兵，下定开战之决心。反观清政府战和摇摆不定，既不增援也不撤退，直到失去先机。
在第一阶段的关键战役平壤之战中，面对日本兵力占优和先手偷袭的不利局面，清军主帅很快就丧失了战意，狂退五百里逃回清朝境内。主帅临阵脱逃，不仅给自己和家族抹了黑，更断送了清军的一点希望。形势急转直下，终究无力回天，清军溃败，日军兵锋直进。
在这期间，中日海军第一次主力决战也于黄海大东沟附近展开。可悲的是一向标榜“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海军，长期未得添置新舰，整体实力甚至难与日海军并驾齐驱。令日军真正畏惧不已的，唯有两艘铁甲巨舰定远镇远。
遗憾的是，日军舰队在航速和舰炮射速上有着明显的优势。斯役，双方互有胜负，损失均甚，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关键时刻，当权者再一次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竟为保存实力，下令北洋水师放弃制海权，退入威海卫军港采取守势。置军队于“死地”，已然是兵家禁忌，遑论清廷内部尚存在诸多掣肘。
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恒，掌握着山东境内绝大多数的清朝守军，李鸿章手中仅有守卫威海卫军港和刘公岛提督署的五千清军。两人虽是政敌，国难当头，也该捐弃前嫌戮力对外。奈何李秉恒将官场上的制衡之道一成不变的搬到了这场国战中，发挥的“淋漓尽致”。
北洋水师的命运，清朝的国运尽皆系于此战，北洋水师亡，则清廷必败无疑。善于宦海沉浮的李鸿章深知其中紧要，怕是此刻也无暇顾及自己的仕途。战前，他曾多次疏通关系，请求李巡抚多多派兵驻守威海卫陆地和沿岸炮台，力保水师后背无虞。
几次请求换来的结果令李鸿章气愤:只有一千五百名左右的老弱残兵奉调前来，驻守军港和炮台，日军倾巢出动达三万余。更令人气愤的是，其时，日军已采取守势的奉天方向，却云集十余万清军精锐。做什么呢，守卫奉天皇陵，所谓的清朝“龙兴之地”。
守着一群死人，坐视威海卫和北洋水师的沦陷覆灭。在清朝王公权贵看来，祖宗的墓葬关乎国体，不容有失。明眼人自然不在少数，却没有人敢触这霉头。结局不言而喻。权贵们见证了帝国獠牙的崩断，同样的，深水下的北洋水师也目睹了帝国的仓皇和零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