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捷克作家克里玛的这本评论集，第一次读评论和随笔这样激动。一直很疑惑这块东欧大陆上的弹丸之地为什么可以出那么多的大师？为什么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始终有一批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文人、学者在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捷克二战后和中国走的是相似的道路，只是89之后经过“天鹅绒革命”，捷克选择了向西方民主制度靠拢的不同道路，也许从一个捷克学者的观察和思考，让我们可以映照自己，反思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需要的和缺失的。
克里玛是与米兰昆德拉和赫拉巴尔齐名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而克里玛，却不大被我们熟悉，至少孤陋寡闻的我是第一次看他的作品。
先来说说作者非同寻常的经历吧。克里玛出生在布拉格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难逃厄运，全家被送入泰里茨集中营，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奇迹生还。战后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68年苏军进入捷克，在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克里玛一年后坚持回到捷克。克里玛失去工作，作品不能发表，靠做消防员、清洁员谋生，却依然积极写作，作品只能通过地下渠道流传，直到89后，才有了出版机会。
不同于米兰昆德拉的“旁观者”身份，克里玛却是“始终在场”。经历了极端境遇的克里玛说：“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他能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食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作为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务的一个活生生的精神。”
作者从7岁起在纳粹集中营的生活，最恐怖的当然是死亡的不断出现，尸体的搬运贯穿童年，以及伴随死亡而来的恐惧。作者说：“当死亡时刻环绕在你周围，你必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产生一种决断。知道你明天可能被杀掉，会引起一种对生活的强烈渴望；知道正在与之谈话的某人明天会被杀掉。而他正是你所喜欢的人，会导致内在的恐惧。你会在内部砌一道墙，在它背后将自身的脆弱隐藏起来：你最深的感情，你与他人的联系，尤其是那些与你最亲密的人。这是忍受那种经常性的令人绝望和无可避免的分离的唯一途径。”
这样的极端经历，无时无刻不在面对死亡，面对生离死别，也许我们这些在太平盛世出生成长的人是无法了解和体会的。那样的情境，不要说经历，想一想都会不寒而栗。
面对极端境遇，在心底建一道墙，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但走出这种境遇之后，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推倒这堵墙。幸亏，作者在集中营的学校开始尝试写作，写作带来难以想象的自由解放的力量。写作成为作者寻求力量的出口，写作并不是逃避，而是让自我更坚强，让人获得走出困境的力量。是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不管是作者曾经经历的二战集中营，还是看似繁荣热闹，实则空洞呆板的当下，写作都是让我们摆脱现实世界的困境，进入现实生活中难以到达的境地的途径。
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对自由的渴望，作者对集中营的生活也有深刻的反思。在集中营除了有被称赞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外，还有因食物匮乏而出现的偷窃行为。也许可以找到开脱的理由。因为极端的贫困和饥饿而应该被谅解。但是作者却清醒地意识到：每一个建立在欺诈之上的社会，将犯罪视作正常行为的一部分加以忍受的社会，哪怕是在一小部分特权集团之内，当试图剥夺其他团体的名誉甚至生存权利的时候，不管在何种意义上，都宣告了其自身道德的堕落，并且最终走向死亡。没有比失去忠诚和道德上被削弱更难以恢复的了。从这段反思中，也许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在68年以后的极权统治下，坚持回到捷克，坚持写作，努力去维持自己认为应该坚守的东西。反观我们所经历的，当我们将人性之恶更多地归为时代的悲剧，当人们用大时代背景下的无可奈何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甚至罪责开脱时，这经历的一切苦难，又会将我们引向何处？没有灵魂深处的反思，又怎能找到智慧之路？所幸，这几年，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多了，尽量依然很微弱。
作者清醒认识到，任何形式的狂热只是暴力和恐惧的一种心理前提。一次又一次，我们无力地看着众多的人朝向由狂热的新变种所支配的命运前进。这个世界有着许多打着“拯救”旗号的狂热学说，有的是需要牺牲人民利益至少是部分人民利益的各种借口。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剥夺别人生命的人是可恶的和不能容忍的，然而从被剥夺人的经历中也许并非必然生长出真理和正义，因为极端的经验可能使人们的判断力发生倾斜。受苦难经历中得出的结论，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
这些深刻的认识，放在有着相似经历的中国，也是非常宝贵的。自己学识短浅，不知在国内的学者里，有着这样清醒认识和深远眼光的，有几人？即便有，敢于写下这些的认识，又有几人？正像作者所说，一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却最难坚持。是的，坚持，即便在这个时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