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上旬，我赴沈阳参加了一个岗位业务培训班的培训学习，时间差不多有一个月。这个培训班的学员来自不同的省份，共有七十人左右，所有的参加人员都是单位里的中层人员，年龄在三十多岁至四十多岁之间，全都具有中、高级专业职称。
在学习结束之前，培训班组织学员去外地旅游，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有一个小组提出了去朝鲜出境游的方案，立即激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所有学员的一致拥护。在会场上，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有人表示，可以个人再出一部分钱，以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最终，这个方案夭折了，因为办理去朝鲜旅游的签证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也不是说办立马就能办的。
一盆冷水浇下来，可大家的选择并没有因此而改成像大连那样的旅游热点城市，而是依然瞄向了鸭绿江——既然不能过到江那边去看看，那就到江这边走走吧。于是，七十人的这支队伍在培训班老师的引领下，先快速地游览了离沈阳市较近的大伙房水库和本溪水洞，然后乘火车掉头南行，向着边境城市——丹东直插而下。
丹东这个地名是1965年改的，原来的名字叫安东。自清朝末年起，历经中华民国、伪满洲国等不同历史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辽东这一区域内，曾经出现过以“安东”名之的省、市、县三级建制，有时是有其一或其二，还有的时候是同名的三级建制同时并存。按说，这一命名是取“安宁东疆”之意，本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字。但若翻开中华帝国的征伐史，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公元七世纪时，唐王朝就设有护卫东部边陲的安东都护府，其治所最初曾设在平壤城。不知道这是不是后来更名的一个深层原因。
列车是下午两三点的样子到站的。我们下车，步下站台，然后是出站，一点一点地打量着这座城市。在我的眼里，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有些地段的街道坡度比较大，但这样的情况别的城市也有，比如青岛、大连，还有山城重庆。
在中国，只要你有过些许的旅行经历，就会在不经意间慢慢感受到不同级别城市的那种特有规制。最具规模、最有气派而且地盘也最大的当然是首都以及中央直辖市，次一等级的是省会、首府以及计划单列市，再下来是省辖市（也叫地级市），然后是县级市、县城、乡镇……其实古代就是这个样子，《左传·隐公元年》里就有“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样的记载。南北东西的风格乃至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是形制方面的属性却是深入骨髓的。
最初的印象就是这样，丹东就是它所归属的那个级别的一座普普通通的中等城市。与内地许多城镇一样，那种具有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建筑风格的楼宇房屋随处可见，临街的商行店铺挂着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耀眼招牌，一家挨着一家，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寻常景象，没什么新鲜的。唯一让人回味的地方，是这个边境城市所特有的宁静、整洁与清新，走在热闹却不繁华的街道上，你会感到一种别样的惬意与舒适。
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站在市区中央西端的山丘高地上，整个城市都在脚下。放眼向东望去，初春的鸭绿江被薄雾笼罩着。越过江面，那一边，就是朝鲜的新义州。但见低矮简陋的平房成片成片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在灰蒙蒙的色调当中，只看到一幢两层楼的建筑物，还有一架大型的转盘式儿童游乐设施，迎着寒风矗立在旷野里，却是一动不动。整个新义州死寂般的沉静，没有一丝生机。很多同学的目光里都充满了困惑，怎么偌大的城市连个人影都难以看见呢？
山上的活动结束之后，我们急切地向东奔去，来到了鸭绿江畔，两座雄伟壮观的铁路大桥赫然立于江面。这里，应该是所有访问这个城市的人必到之处。
这两座桥梁都是日本人于20世纪初叶修建的，是日本侵略和掠夺中国的产物及历史见证。说是两座桥，其实只有一座半。那座从丹东一侧伸展至江心戛然而止的半段桥梁，现在被称作“鸭绿江断桥”，它的伸向新义州的另外半段，已经在19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期间被美军的B29轰炸机炸进了鸭绿江里。而尚存的那一座，因“鲜血凝成”的关系而被命名为“中朝友谊桥”，现在仍然是两国之间政治及经济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
两岸相隔有一两千米的样子，对面的景物已经依稀可辨。那个圆形的转盘式儿童游乐设施在天际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兀，依然是纹丝不动，看不到一个人。影影绰绰之中，一辆停放在码头边上的两吨半的嘎斯车倒是非常引人注目——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在中国大地，你会非常熟悉这种苏联制造的小吨位的卡车车型。
再次集合，全体学员登上了一艘包租的中型游船。这是丹东旅游的又一个典型项目。游船的航行路线其实很简单：先溯流而上，行驶一段距离之后，再顺江而下，让游客观赏鸭绿江的风光。
据游船的船老大讲，朝鲜那边也有与此相同的观光项目，但只有先进模范人物才能享有这种资格，而且他们的游览船也只限定于国家的特定节日期间方允许开行。
游船缓缓地驶出了码头，朝着上游的方向款款而行。我们的左边是丹东，右侧是新义州。
尽管经过一天的时间我们自认为已初识了中朝边境上的这两座比邻城市，但当身处江心位置的时候，两岸景色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和强烈对比，在骤然间还是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冲击力，猛烈震撼着心扉，令人有一种奇异的感受。左岸的那些在中国各地早已看惯熟知的楼宇大厦、厅堂场馆、园囿林木以及相关的城市辅助设施，在右岸的荒芜、凋敝的反衬下，显得格外靓丽，我好像是刚刚发现，原来丹东竟然这么漂亮啊！
左岸的岸边出现了多处娱乐设施，有的是利用废弃的游船改装的，有的是临岸修建的，其上上下下都挂满了彩旗，贴着“舞厅”、“卡拉OK”的招牌字样。记得上中学时，学校曾组织学生去参观市里举办的反修防修展览，其中有一个版块专门揭露的是，与香港紧邻的广东宝安成为了内地偷渡者的集中地，一些人禁不住腐朽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及生活方式的诱惑，竟然辗转至此越境叛逃过去。展板上有一幅水粉画，近景是几个鬼鬼祟祟的漫画式的不法之徒形象，远处则是灯红酒绿的香港街景。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入夜后的鸭绿江画面：在星光月色之下，层层叠叠绽放着的华灯勾画出整个丹东的城市轮廓，莹白、亮黄的室内照明把高低错落的各式建筑清晰地标示在天幕上；而在江边，则是快速变换着明暗的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及彩色灯泡，以及从扩音器里飘出的“嘣嚓嚓”的快三慢四舞曲和柔软缠绵的抒情旋律……对于对岸高举主体思想旗帜的人们来说，这不就是最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没落图景吗！
游船偏离了江心的位置，逐渐地向新义州一侧靠拢。我们仍不满足，继续催促船老大靠近些再靠近些，直到船老大做出无奈的表示。
新义州一侧的江岸景象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很长的一段岸边水域，是一个规模不大的货运码头，在它的两端，土路和枯败的植被渐次向远处延伸。停靠在岸的是一些舢舨和小型的船只；在码头上，有着简陋的作业设备。
所看到的人，不论是正在作业的工人，还是出现在码头上或其他地方的人，全都穿着那种国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习见的有着缝纫机线扎的竖道黑色棉装（就是王进喜穿的那种）。从外表上看，不论是年长者还是年轻人，全都表情凝滞，身形瘦削，面有菜色。
游船放慢了行驶速度，甲板上悄无声息，七十双眼睛凝重地望向岸边，望向码头。
突然，“嗖”的一下，有一样什么物品从甲板甩向了岸边，正好滚落在一位身穿破旧棉衣的中年人的脚下！只见那人迅即朝四下环视了一下，然后飞快地捡起并快速地展开衣襟往怀里一揣，再用双手紧紧裹住衣摆，也没有朝我们这边看上一眼，就低着头转身疾步而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那件抛上岸的物品是早上出游前每人配发的简易午餐，仅有三样：面包、火腿肠和一瓶矿泉水。
这一举动一下子打破了甲板上的凝固气氛，所有的人好像猛然间醒悟到了什么似的，于是，用塑料袋系紧的一袋袋食品及矿泉水纷纷飞向江岸。可惜的是，游船开行有时离岸稍微远了一点，或者有的同学的手劲不够大，使得一些食品、矿泉水落入了江中。这时我们都有些懊悔，上船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再去买些食品呢？
船老大告诉我们，有韩国人专程前来丹东，自己花钱大量购买各种食物，分装之后再租船雇人向自己的同胞投掷抛洒……
就在这时，从码头上的一个作业场地传来了一阵语气非常激烈的话语，一个身着竖条工装的四十岁上下的汉子，双眼圆瞪满脸怒容地直视着我们，所说的话显然是朝鲜语，完全听不懂。在他的侧后，有四五位工人正在盘绞着缆绳，却全都低头不语，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所有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发怒汉子的脸上，大家默然伫立于甲板，静静地听着那听不懂的朝鲜话，没有人做出任何回应。
我们这个群体，大都经历过严酷的饥饿年代，经历过残酷的阶级斗争，经历过崇魔拜鬼、山呼万岁乃至精神自虐，经历过尊严惨遭践踏和心灵备受煎熬，经历过思想禁锢和禁言禁声。我们和他们——那些衣着装束与我们1970年代相差无几、心路历程曾有着相同相近之处的朝鲜普通人民，其实是真正同呼吸共命运的兄弟和朋友。他们的今天，我们在昨天曾经一模一样丝毫不差地感同身受过。因此，我们今天的举动，不是怜悯，更毫无侮辱之意，而是真真切切地发自内心，只是希望能够藉此给他们带来一点点微小的帮助。
朝鲜的这位兄弟，不知道你的内心深处能否理解和感受到这一点？
在苍凉暮霭中，我们告别了这座边境城市继续南行，心里不由得生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其实，鸭绿江两岸的人又有多少不同呢？我们彼此不是都被强迫信奉某个主义、遵从某种制度吗？不是都没有选票吗？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蛋炒饭因素，让我们得以逃过彼岸的那种传位模式。而说到底，鸭绿江两岸的今天也仅仅只能算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而已。
有的时候，同情别人，又何尝不是在哀伤自己呢？
于今，又是十几年过去了，在鸭绿江对岸，人们始终都处在食不果腹的饥馑之中。不知不觉的，我们闻听到了这样两个专门用以描述朝鲜人为摆脱极权统治、或者仅仅只是为了逃脱饿死命运的词汇——“脱北”、“逃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