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一九二四年
11、匿名
一、出场角色
1、瓦西里—大都会酒店礼宾接待员。
2、尼娜—与伯爵认识时9岁，1924年11岁，就读莫斯科小学第一年。
3、阿尔卡季—大都会酒店前台服务员。
4、米什卡—伯爵的大学同学与室友。全名为，米哈伊尔·飞奥多罗维奇·门迪茨。米什卡是伯爵对他的昵称。他与伯爵初次相见于1907年圣彼得堡帝国大学。他与母亲居住在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喜欢阅读赫尔·弗拉门赫舍的书，更喜欢在思考时来回踱步，以至于常磨破鞋跟。他以读书理由拒绝过多次伯爵的喝酒、舞会邀请。1908年左右与伯爵在斯莱德涅斯街合租一套公寓，楼下是个修鞋铺。目前，他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5、捷琳娜·利特维诺夫—是位很有天赋的年轻诗人，基辅人，大学二年级学生。与米什卡都是委员会成员，也是米什卡的意中人。
6、安德烈—大都会酒店的博亚尔斯基餐厅主管。
7、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大都会酒店总经理，酒店高级主管之一。
二、内容梗概+解读
本篇的伯爵，已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从前那个大都会酒店的贵客了，随着酒店里员工对伯爵软禁的习惯，大家对他的客气也渐渐有了收敛。伯爵很敏感，他对这一切看在眼里，怀旧令他对现状常理解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幻觉。
而这些幻觉并非虚幻，它都是真实的。伯爵的“忘年交”尼娜为着一道数学题绞尽脑汁，但伯爵只稍稍点拨了一下就令她豁然开朗。尼娜似乎又认识到了伯爵的厉害。
伯爵无私地运用自己的经验为酒店服务生解困。软禁并没有让他降低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讲究菜品与酒严格搭配的伯爵又遇到新问题。他不解，为何大都会酒店把酒窖葡萄酒所有商标撕去，只凭颜色定义为红酒白酒的行为。而这背后，是跟他脱不开身的。1924年，苏联接手了俄国，大都会酒店里的酒瓶商标虽被撕去，却依然改不了原产地。作家的隐喻很有意思。慢慢领会……
正文
随着伯爵在大都会酒店里日复一日的生活，他越来越感觉自己像个隐身人了。以前人们对他热情打招呼的情景变成勉强应付甚至视而不见，这令伯爵很难过。他虽不能出门感受热火朝天的革命，却没漏掉酒店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会议。米什卡这位老同学更不忘为他分享文坛革命的重大决策。软禁，只是把伯爵的肉体禁锢在大都会酒店范围内，并没有阻止伯爵对国家的思考。
梦想拥有隐形术的人很多，那可能会带给他们丰厚的回馈。但还有一种传说，即隐形的咒语以诅咒的形式施加在毫不知情的故事主角身上。这位男主人公曾历经战火的洗礼，曾是众人谈论的中心，而且还拥有过剧院第二十排的特权席位，在那个位子上能看见女眷包厢。也就是说，他是个见过些世面的人。可他突然间发现，无论是在敌人还是在朋友面前，自己都已经隐形了。
曾在1923年，安娜·乌尔班诺娃施加在伯爵身上的正是这样一种魔咒。那天夜里，她细细把玩了伯爵平静的心，她要让她的魔咒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伯爵发现，他有时会突然消失，每次也就几分钟。个人阅读到这里里，用俗话的理解是伯爵在愣神。因为他一旦出现在公共场所，都是一副严肃认真的姿态，一副绅士的样子。而生活不会折磨到令人时刻紧张，如此，愣神是可以理解的。
伯爵又想见他的“忘年交”尼娜了，她来莫斯科读书已经第二年了。伯爵问了瓦西里关于尼娜的行踪。谁，什么时间，会在什么地方，瓦西里对这些了如指掌。听到尼娜在娱乐室的话，伯爵会意一笑。
伯爵沿着大厅走到娱乐室门前，并没有四位妇女打牌，吃饼干的情景。那就说明，橱柜里没有藏着偷听她们谈话的小精灵—尼娜。可没料想的是，伯爵看到尼娜正独自坐在牌桌上，面前放着两沓纸，手快速旋转着铅笔闪圈，一副经院学者的派头。
“你好，我的朋友。”
“您好，伯爵。”尼娜头也不抬地答道。
“晚餐之前，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个地方？我想再去配电室看看。”
“现在恐怕不行。”
伯爵在尼娜对面找了把椅子坐下来。习惯性地将桌角的那副牌拿过来，顺手洗了两道。
“想不想看我变个扑克魔术？”
“还是以后吧。”
伯爵只得把牌理好，放回到桌上，然后伸手拿了那沓已填完的纸最上面的一张。只见纸上逐行列出了1100到1199两个数之间所有的基数。其中有十三个数字被画上了红圈。
“我猜这道题要用到整数的子集。”
“你知道什么是质数吗？”
“就像2、3、5、7、11、13？”
“对，”尼娜说，“是除了1和它自身以外，不能被别的数除尽的整数。我先把它们全列出来再说。”
“把它们全部？”
“这是个西绪福斯式的任务。”她承认（她话语中的那股热情让人不得不怀疑她是否真的理解西绪福斯的故事）。
她指着写了字的纸说：“正像你说的，已经列出来的质数是从2、3、5开始的。随着数字越变越大，质数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当它落在7或者11上时是一码事，落在1009上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你能想象找到一个有几十万大的质数吗？或者几百万大的？”
伯爵钦佩地朝手里的纸看了一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别人的研究和尝试毕竟都保持钦佩的态度，不管那些研究是多么不可思议，只要它们都充满求知欲和虔诚的态度就行。
他带着想帮忙的口吻：“这个不是质数。”
尼娜抬头，一脸难以置信。“哪个？”
他点了点一个划红圈的数字。“1173。”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质数？”
“假如一个数所有位数上的数字简单相加之和能被三整除的话，那这个数本身也能被三整除。”
尼娜答道：“我的天哪!”她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仔细地打量起伯爵来，估计在暗暗承认自己以前也许低看了他。
如果谁被自己的朋友低看了的话，那么他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如果他真是我们的朋友，那他应该高看我们才对。他对我们的品性和意志，我们的审美观和知识面，理应有超出事实的正面评价才对。伯爵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他是从童年哪个遥远而黑暗的记忆中提取出来的。
见尼娜又开始继续计算，伯爵便退了出来。再过15分钟，伯爵就要和米什卡共进晚餐了。他回到大堂，从咖啡桌上拿起一份《真理报》，他注意到，新型的新闻风格给人一种重复感。布尔什维克人不仅对某种类型的新闻题材青睐有加，日复一日地进行报道，而且立场依然狭隘，使用词汇有限，所以读起来似曾相识。一直看到第五篇，伯爵才意识到这报纸是昨天的。他咕哝了一声，朝前台挂钟一看，米什卡已经迟到15分钟了。
与时代保持同一步调的人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对十五分钟的衡量标准完全不同。如果对伯爵来说，刚刚过去的12个月用“波澜不惊”体面概括，那么这几个字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在米什卡身上。
在1923年的“拉普”大会结束后，伯爵的这位老友（米什卡）便接受了一项任务：将俄国的短篇小说编纂、注释并且汇集成一部多卷文选。光是这项任务就为他的迟到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更别提他与别人的约会见面会有更多选择了。
从孩童时期开始，伯爵就以高超的射术闻名。人们都知道，他从操场那头的灌木丛后面扔出一块石头，能准确地砸中位于操场这头的校舍上的那口大钟。他还能从教室那头将一枚戈比硬币稳稳当当地扔进一只敞口的墨水瓶里。假如给他一支箭，他可以在五十步以外把橘子射穿。但所有这些跟他隔那么远就察觉出他的朋友对基辅来的卡捷琳娜有意思的眼力相比，都不值一提。
在1923年的大会结束后的那几个月里，米什卡对伯爵说：“她的美丽是那么无可争辩，她的心是那么温柔，她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亲切，以至于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埋首在圣彼得堡古老的皇家图书馆那一堆堆藏书里。她就像萤火虫，像玩具风车。”米什卡脸上充满了留恋和惊奇，甚至有些发愣。
卡捷琳娜终于在入秋后的某个下午去阅览室找到她的知音米什卡了。他俩在那一大堆书后面窃窃私语了整整一小时。当图书馆闭馆的钟声敲响时，他们又沿着涅瓦大街开始走，一直走到季赫温公墓。在这儿俯瞰着涅瓦河的某个地方，这只萤火虫，这只玩具风车，这个人间的奇迹，突然握住了他的手。
阿尔卡季突然打断了伯爵，说前台有他一封信。信是由米什卡本人口述并由酒店接待员记录的。米什卡在信里表达了歉意，并解释说，卡捷琳娜身体不适，所以他返回圣彼得堡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看完字条，伯爵掩饰住失望，向阿尔卡季道了谢。而安德烈正过来告诉伯爵，桌子马上就准备好。伯爵又落单了。
近来，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先后承认了苏联（沙皇统治的俄国结束了，苏联成立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年12月30日签署《苏联成立宣言》）所以，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生意又红火起来。这就是被国际大家庭和兄弟贸易国家重新接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伯爵刚走进餐厅，便看见那位留着翘胡子的政治委员带着一位亚麻色头发的随从沿过道大步走了过来。
“晚上好，索斯洛夫斯基同志。”安德烈面带微笑地欢迎道。并朝一名侍者做了个手势，将两份菜单交到他手里，然后示意他把两位先生领到十四号桌去。
从几何形状上讲，博亚尔斯基餐厅其实是个正方形。正方形的中央摆着高高的植物群（今天是带着枝叶的连翘花），四周摆着二十张大小各异的餐桌。如果以罗盘上的方位基点来看桌子的位置，安德烈让侍者领着政治委员和他的随从走去的那张两人桌位于罗盘的东北角，和有个双下巴的正在进餐的白俄罗斯人相邻。
安德烈的脑海中又闪现出了那天的情景。他不禁回头朝十三号桌看去。长得像斗牛犬的那位此刻正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起，他们俩的相貌是如此相似，稍有些经验的逻辑学家都会得出他们二人是夫妻的结论。
伯爵立刻提醒安德烈这样安排座位不妥当。于是，索斯洛夫斯基与随从被安排到东南角的位子。
“非常感谢。”安德烈对伯爵说道。
“没什么。”事实上，像这样偶尔帮别人一个小忙对伯爵来说就像小麻雀喜欢啾啾地鸣叫一样，是生来就会的事，确实无须多谢。因为从15岁开始，亚历山大·罗斯托夫就已是一位为客人排座的老手了。
附：索斯洛夫斯基与白俄罗斯人拌嘴事件缘由：索斯洛夫斯基那天在午餐时旁若无人地对同伴大声说，他真搞不懂为什么白俄罗斯人接受列宁的思想会如此之慢。这话正好被坐在旁边的那位白俄罗斯人听见了。他立刻把餐巾往盘子上一摔，逼着索斯洛夫斯基说清楚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索斯洛夫斯基也不是善茬，不屑地说：“第一，那里的人很懒惰。白俄罗人这个毛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第二，他们对西方有种迷恋，而这可能来源于他们曾经有很长一段与波兰人通婚的历史。而第三则是……”无人知道第三条是什么了。因为“通婚”二字一出口，那位长得像斗牛犬一样的伙计就已经过来与索斯洛夫斯基混战了。餐厅出动了三名侍者才把揪住对方衣领不放的两人给掰开，之后，又派了两名勤杂工把掉在地板上的法式鸡肉清扫干净。
下诺夫哥罗德省有一百多个显赫的家族。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些家族相互之间有过通婚，也有过离婚，有过借也有过贷，有过接纳也有过后悔，甚至发生过冒犯、防卫和决斗。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同时，他们坚决捍卫着由不同的辈分、性别和房产带来的相互冲突的立场。而罗斯托夫老伯爵夫人餐厅里的那两张能坐二十位宾客的餐桌正是这个巨大旋涡的中心。
记得每次伯爵从学校放假回家，祖母都会把他叫进书房。一个周五，家里要邀请40人参加晚宴，有大主教、奥博连斯基公爵夫人、科拉金伯爵、明斯基﹣波洛托夫全家、奥西波夫一家等、不过皮埃尔在莫斯科回不来。
因为祖母不能容忍在自家轻松的晚宴上听人讨论宗教、政治或个人生活不幸。客人们却因关系、谈兴不同而令主人棘手。“别担心，祖母，”伯爵保证。他闭上眼睛开始思考每位宾客的座次问题。可他妹妹却看不出他这项工作有任何意义。
伯爵告诉妹妹，座次决定是否聊得开心。在安排座次时粗心大意曾使最美满的婚姻毁于一旦，还曾导致两个长期友好的国家的关系陷入崩溃。事实上，在墨涅拉俄斯的宫廷里进餐的时候，帕里斯如果没被安排坐在海伦的身边，那么特洛 伊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帕里斯是希腊神话里的特洛伊王子，因诱走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美人妻子海伦而引发历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
2分钟后，伯爵已端着香槟坐在自己的餐桌旁（香槟是安德烈为了感谢他的及时指点而赠予他的）。伯爵拿起菜单，最后决定点炖小牛肘+1912年圣洛伦佐的巴罗洛葡萄酒。
可他没想到的是，负责点菜的服务生竟然是身着博亚尔斯基餐厅白色西服，原在“广场餐厅”工作的“主教”。
“主教”问伯爵炖小牛肘要几分熟？
伯爵惊讶得差点叫起来。
“主教”问伯爵点酒是要白的还是红的？
这又惊着了伯爵。他俩互相瞪着对方，伯爵再三打量“主教”片刻，请他把安德烈叫来。
安德烈说，酒店目前确实只有红酒、白酒两种选择，且价格一致。好在，安德烈很懂伯爵的需求，他让伯爵跟他去拿酒。伯爵跟着安德烈穿过餐厅，经过厨房，再沿着一段长长绕绕的楼梯往下走。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就算是尼娜也不曾见过的地方：大都会酒店的酒窖。
砖砌的拱门，阴凉昏暗的环境，一排排摆满酒瓶的架子收藏的酒类之丰富着实令人惊叹：有解百纳和霞多丽，有雷司令和西拉，也有波尔图和马德拉。二十世纪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佳酿这里应有尽有。总共有近万箱，十万多瓶。却没有一瓶上面有标签。
“发生什么事啦？”伯爵倒吸了口冷气，问道。
安德烈一脸严峻“有人向食品委员会的特奥多罗夫同志提了个意见，说我们这里的酒单与革命的理想和宗旨背道而驰。因为它是贵族特权，知识分子的腐朽，以及投机者囤积居奇、巧取豪夺的标志。”
“可这也太荒唐了。”
安德烈继续说：“开了个会，搞了一次表决，命令就下来了。从今以后，博亚尔斯基餐厅只卖红、白两种酒，而且所有的酒都一个价。十个人花了整整十天，才把酒瓶上的商标撕完。”
“有谁会跑去提这种意见呢？”
“就是刚从楼下被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提拔上来的那位侍者。你的朋友！”
伯爵知道了，原来是“主教”。他脑中闪出了一位侍者建议客人吃拉脱维亚炖肉是配西班牙里奥哈红葡萄酒，他却纠正了这一建议。当时的伯爵多么扬扬自得，因为经验是无法替代的。
架子上全是没有商标的酒，伯爵沿着地窖中央的通道走去，安德烈在他身后几步跟着，伯爵随手拎过一瓶。曲线的玻璃瓶身握在掌中的感觉是那么完美，瓶子的体积与人手臂的比例搭配是那么得当。那瓶子里面呢？这个深绿色的玻璃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是吃卡门贝尔乳酪时喝的霞多丽，还是山羊奶酪的最佳拍档白索维农酒？
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酒，这一瓶瓶酒是经过时间和空间的蒸馏后留下的精华；每一瓶都表现出独特的诗意。瓶子里装的是历史的产物，而那段历史又同它的原产国及其人民一样复杂而独特。它的颜色、香气和味道反映的是它的产地所特有的地质、地形和气候。除此之外，它还能反映出它出产那年的自然条件和天气现象。轻轻抿上一口，它便能使人想到那年冬天冰雪开始消融的时间，夏天雨水的充足程度，盛行风的风速，以及多云天出现的频率。
就在那一刻，伯爵突然茅塞顿开。他清醒地认识到，塑造未来的正是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时光的流逝中所处的位置。这就像米什卡悟出，现在只不过是过去顺其自然的副产品。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一定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一种生活方式需要经过好几代人才会逐渐消逝。我们认识到一个时代的逝去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这句话不无道理。
伯爵微笑着说，这样或那样的事都过去多少年了，比如他写诗的日子，他的旅行还有恋爱。话虽这样说了出来，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他的内心深处总想象着，尽管常常是不经意间，他生活中所有这些事物仍在某个边缘久久徘徊，等待着他的召唤。
可现在，看着手中的这只酒瓶，伯爵猛然意识到，一切的一切其实早已成为历史。因为这些布尔什维克人是如此渴望按他们的方式重塑未来。不把残存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个俄罗斯连根拔起，砸碎，然后完全抹除，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伯爵把瓶子放回原处，然后朝在楼梯脚等着他的安德烈走去。穿过架子的一瞬，他意识到，这里几乎所有东西都即将成为过去。因为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办。
“再等我几分钟，安德烈。”
他从地窖最里面的几排开始，在那些架子之间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地扫视起来，连安德烈都开始怀疑他是否丧失了理智。可来到第六排前，他终于停下了。他弯下腰，从齐腰高的架子上那一千多瓶酒中小心翼翼地抽出一瓶。他将它拿在手里，拇指从玻璃瓶上刻着的两把交叉着的钥匙徽章上轻轻抚过，脸上露出了黯然神伤的微笑。
1926年6月22日，海伦娜去世十周年的这天，为了纪念妹妹，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决定喝一杯。然后，他准备彻底地摆脱尘世间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