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如烟

大约30~40亿年前，在这颗被后来的人命名为“地球”的行星的原始汤中，出现了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因子，复制因子叫“基因”，组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存机器，也就是各类动植物。动物中的其中一类“猿猴”，进化成了人类。

到了距今7万年前，人类中的其中一支，创造出另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因子，称为“模因”。模因经过传播，形成了“文化”。这一支人类种族，名为“智人”。通过“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 掌握了虚构的能力，通过讲故事团结起来，形成大规模而灵活的陌生人合作，消灭了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其他人种，成为了地球上的霸主——这是《人类简史》开篇第一部分述说的历史，也是最让人震撼与最为人所称道的部分。

到了大约12000年前，“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让智人从“狩猎采集者社会”进入“农业社会”，人们开始定居生活、种植作物、驯养家畜。

公元前3000年，欧亚大陆和北非的一些社会不仅已经拥有早期的文字，还拥有了政府、城市、广泛使用的金属工具和武器。

公元1500年，欧洲的殖民扩张开始，各大洲的族群在技术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上已有相当大的差异，分布于欧洲、亚洲与北非的国家使用金属工具，而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仍在靠石器统治帝国。

到了大约500年前，“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让我们的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开创了新的世界，直到现代······

历史或许是最有弹性的东西，哪怕是成千上万年的故事，都能压缩成几页纸，流传后世。这篇文章沿着上述这条时间线，简述人类的过往、诉说现在，并观望可能将至的未来。老实说，这对个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训练。

智人的独特语言

大约就是在距今7万到3万年前，很可能是出于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就像是吃了《圣经》里知善恶树的果实，智人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那么智人的语言到底有何特别，具有征服世界的力量？

第一个说法是人类语言最为灵活，博大精深。我们能够通过语言吸收、储存和沟通惊人的信息量，认识和改变世界。同样是看到一只狮子跟踪一群野牛，猴子能跟同伴说前方有危险，但猎人能够确切地描述位置，通过哪条路抵达，然后跟部落成员讨论如何把狮子赶走，狩猎野牛，或者干脆把狮子和野牛一块搞定。或者有人孤身碰到了狮子，狮子追着他跑了半天，最后他回到部落跟人倾诉这事，别人问他“后来”怎么逃脱的？他就说那边有条河，狮子过不了，但是他踩着独木过了河。这就是语言带来的“生存之道”，倾诉遭遇是我们远古流传至今的分享习惯，是刻在遗传基因里的本能，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流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经验。

第二个说法是我们的语言发展成一种“八卦”的工具，也就是“瓜”，指议论别人的是非。最重要的信息不是狮子和野牛，而是在人类自己。我们是社会性动物，光是知道如何获得资源、怎样合作还不够，要知道自己的部落里谁讨厌谁，谁跟谁在交往，谁很诚实，谁又是骗子，也就是社会关系和个人品格的叙述，包括口碑、信誉、名誉。

第三个说法是，人类语言最独特的功能，并不在于传达真实的信息，而在于“编”。能够传达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哪怕从来没有看到过，听闻过，接触过，并且还能说得煞有其事，甚至还能通过艺术形式记录和传播开来。

在认知革命之后，传说、神话、宗教也应运而生。人可以大喊“有狮子！”，但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能够说出，“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或者“死去的狮子都化作了天上的星星。”

请别小看这些故事，虽然出自幻想，但是当某个幻想成为了人们的共同想象，就成为了“信念”。赫拉利指出现实世界除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外，还有“主体间”，可理解为共同想象构成的集体意识网络。那些存在于“主体间”的故事或概念，只要普遍深入人心，就具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同时，赫拉利也指出，这种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绝非邪恶的阴谋或无用的空谈，人人演化各有不同，出生就有某些可变的特性，其中包括生命和追求快感，但只要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就能创造稳定和繁荣的社会——这点我完全赞成。但也别忘了，“阶级”同样可以用这种说法维护，例如：虽然在生物学上人和人之间本质没什么不同，但只要我们相信“有人出生就在罗马，有人出生就是牛马”就能创造稳定和繁荣的社会······

这造成了，智人一直生活在一种双重的现实之中。一方面，我们有像是河流、树木和狮子这种确实存在的客观现实；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像是神魔、国度和企业这种想象中的现实。随着人类越来越强大，想象现实也日益强大；有时候，河流、树木和狮子想要生存，有时候还得仰赖神魔、国度和企业这些想象现实行行好、放它们一马。

有关“企业”这类组织为什么也是想象现实呢？很简单，一家企业既可以是一群人和一些资产，也可以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法律实体，或许就是一份法律文件。由于企业所得税率比个人所得税率要低，所以富人往往也会成立公司保护财产。

7万年前，智人利用虚构的能力讲故事，制定战略打败了更强壮更聪明的尼安德特人，而接下来接近6万年的时间里，称霸了全球的智人们又做了哪些事情呢？很遗憾，那时候我们的祖先尚未发明出文字，所以无论怎样的事件都没有留下记录。从留下的极少数的骨骼化石和石器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人类的身体结构、科技、饮食，甚至是社会结构，但却看不出他们是否与相邻的智人部落结成政治联盟，是否相信有先人的灵魂保佑着这个部落，是否会偷偷将象牙珠送给当地的巫医、祈求神灵庇佑。

沉静的帷幕，就这样罩住了几万年的历史。在那漫长的岁月间，可能有战争和革命，有灵性激昂的宗教运动，有深刻的哲学理论，有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采集者之中可能也出过像成吉思汗这种所向披靡的人物，统治着不大不小的疆域。或许也出过像贝多芬那样的音乐天才，虽然没有交响乐团，却能用竹笛令人潸然泪下；或许有过掌握科学原理施展“魔法”的人，受人敬畏。那些智人或许也曾建立了王国，建设城镇与乡村而不止是小小的部落。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万年的时间长河中被冲刷殆尽。不得不说，这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即便如此，他们也做了许许多多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现所处的星球地表曾被远古人类改造过。现在有探险家跋涉前往西伯利亚苔原、澳大利亚中部沙漠、亚马孙雨林，以为自己走进了一片从无人类踏足的原始环境。但这只是错觉。即使是最茂密的丛林、最荒凉的旷野，其实远古采集者都早已到过，而且让环境起了极大的变化，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系统。许多远古的大型动物也因此灭绝，从而影响了后来的世界格局。

从“狩猎采集者”到“农民”

人类曾有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靠狩猎和采集维生，对自己所猎杀的动物、所采集的食物非常了解，对所处的自然环境也有相当程度的把握，但并不会特别干预动植物的生长和交配。直到我们的祖先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发现了一种植物——小麦，发生了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史称“农业革命”。

农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8500年，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我们先提个问题，你认为“狩猎采集者”那不稳定且伴随一定危险的生活和“农民”相对稳定的生活，哪个更好？

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变，虽然四海为家，但是很少遇上饥饿与疾病。农业让食物总量增加，人口增长，但是吃得多不代表吃得好。1万多年前，智人发现了小麦、稻米和马铃薯等植物物种，随后被其驯服。第一，小麦不喜欢大小石头，所以智人得把田地里的石头捡干净搬出去。第二，小麦不喜欢与其他植物分享空间、水和养分，所以我们看到男男女女在烈日下除草。第三，小麦会得病，所以智人得帮忙驱虫防病。第四，不论是蝗虫还是兔子，都不排斥饱尝一顿小麦大餐，但小麦完全无力抵抗，所以农民又不得不守卫保护。最后，小麦会渴，所以人类得从泉水或溪流大老远把水引来，为它止渴；小麦也会饿，所以智人还得搜集粪便来施肥。

这不仅仅让智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繁忙与辛苦，而且让智人的身体付出了惨痛代价。简单说，智人演化出来的身体可以用来追动物、爬果树，但并不适合干挑水插秧等农活。当然不适合也得干，否则没东西吃，于是脊椎、膝盖、脖子和脚底就付出代价。进入到农业时代后，人的身上，开始出现大量疾病，包括椎间盘突出、关节炎和氙气。

最要命的是，农业生产的周期很长，“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为了粮食，智人被迫定居在农田旁边，寒来暑往，安土重迁。当然，到了现代，我们已经很少有人会去干农活了，但是定居生活的影响至今仍然影响着许多人的思维，集中体现在对买房的重视上面。执着于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追求更加稳定的生活，房子能给人安全感，但是安全感不代表安全。

就像古代农民种植农作物，时不时面对天灾人祸，农业没有带来更多的经济安全。中国唐代古诗《悯农》中感叹：“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拥有某项财产的同时也意味着可能会失去。土地自此成为了人类最重要的东西，以前我们在土地上种植粮食，现在我们在土地上建起高楼。为了得到和维护财产，人类竭尽全力，却很可能仍然没有过上舒适的生活，却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人身安全也没有得到更多的保障，本来狩猎采集者的部落遇到更强的对手，只要撤退搬家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农民如果逃跑，就意味着失去田地和存粮，往往只有饿死一途，所以古代农民之间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村落战争，身体更强壮的男儿自然是最重要的战力。在生产活动上，男耕女织只是分工不同，但是男人还承担了更危险且重要的保卫工作，地位自然更高一等，“重男轻女”的观念很可能就是由此产生。只有在和平而文明的世界，在具备法律和公安的保护下，我们才有条件追求“男女平等”。

农业革命发生后，智人再也没能回到过去相对自由的采集生活，因为农民只认识这么一种生活方式。说到这里，你是否觉得农业革命只是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确实是这样的，放眼到世界各大洲，没有参与农业革命的国度和人们都被消灭了。

《枪炮、病菌与钢铁》中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是欧洲人侵略非洲人和美洲人而不是非洲人和美洲人侵略欧洲人？

1498年，法斯科•达•伽马首次抵达东非海岸的4年以后，他又率领一支装备了大炮的舰队，卷土重来，随后控制津巴布韦黄金贸易的东非最重要的港口基尔瓦王朝投降。

定居生活让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虽然有些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部族可能偶尔也把几天吃不完的食品收藏起来，但他们没必要储存粮食，但剩余粮食对于养活不生产粮食的专门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者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某些职业的专门人才，这种人才首先出现在农业社会中。

狩猎采集社会往往比较平等，它们没有专职的官员和世袭的首领，只有在族群和部落层次上的小规模的行政组织。这是因为所有的身强力壮的从事狩猎采集的人不得不把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专门用来获取食物，而一旦有了粮食储备，行政上层人物就可以掌握别人生产的粮食，维护征税的权利，无需去养活自己，而以全部时间从事行政活动。因此，中等规模的农业社会通常按酋长辖地来组织，而王国只限于规模很大的农业社会。这些复杂的行政单位比平等主义的猎人群体能更好地发动持久的征服战争。

通过税收建立剩余粮食储备，除了养活国王和官员外，还能养活其他专职的专门人才。与征服战争关系最直接的是，剩余粮食储备可以用来养活职业军人。中国有句古话：“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是不列颠帝国最终打败新西兰武装精良的本土毛利人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毛利人取得了几次惊人的暂时胜利，但他们不能在战场上保持一支常备军，所以到头来还是被18000人的英国专职军队拖垮了。粮食储备还可以养活为征服战争提供宗教理由的神职人员，养活像制造刀剑、枪炮和发展其他技术的金属加工工人之类的手艺人，以及养活能够保存信息的抄写员，因为他们所记录的信息比人们能够准确记住的信息要多得多。

总之，欧亚大陆的农业发展生产出过剩的粮食，不仅养活了大量人口，还让小部分人脱离了基础生产活动，成为了古代社会的精英分子，建立政治组织，发明文字、金属工艺、军事技术和航海技术。

进入非洲的欧洲人拥有三重优势：枪炮和其他技术、普及的文化以及为维持探险和征服的花费巨大的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组织。加上有些传染病经常光顾人口拥挤的欧亚大陆社会，许多欧亚大陆人因而逐步形成了免疫力或遗传抵抗力。这些传染病包括历史上多个致命的疾病：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瘟疫、肺结核、斑疹伤寒、霍乱、疟疾和其他疾病。具有免疫能力的民族把病毒传染给了没有相应免疫能力的民族。

根据历史记载：

加利福尼亚的土著狩猎采集族群起初总共有20万人，但他们分散在100个小部落中，要打败其中任何一个小部落根本用不着战争。在1842-1852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或其后不久，大多数这样的小部落被杀光的杀光，被赶走的赶走，同时大批的移民涌入了该州。举一个例子，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亚希小部落，人数在2000左右，也没有火器。他们被武装的白人移民的4次袭击消灭了：一次是1865年8月6日17个移民在黎明时对一个亚希人的村庄发动的袭击；一次是1868年在一个深谷中对亚希人出其不意的屠杀；一次是1868年左右跟踪到一处洞穴对33个亚希人的屠杀；最后一次是1868年左右对被4个牛仔诱进另一个洞穴的大约30个亚希人的屠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割胶热中，亚马孙河地区的许多印第安群体被白人移民用同样的方式消灭了。

为什么农业革命没有率先发生在非洲和美洲呢？1、缺少可以驯化的本地动物物种；2、适合本地粮食生产的面积较小3；妨碍粮食生产和发明的传播的大陆南北轴向。

先从第一个因素说起，要想对一种野生动物进行驯化，它必须相当温驯，对人服从，驯养花费少，对一些疾病有免疫力，而且还必须生长迅速并存圈养中繁殖良好。欧亚大陆产的牛、绵羊、山羊、马和猪是世界上少数几种通过所有这些考验的大型动物（体重40~45千克的哺乳动物），而它们的非洲同类——如非洲野牛、斑马、野猪、犀牛和河马——则从来没有被驯化过。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更新世晚期北美洲和南美洲原有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多数被灭绝。欧亚大陆的马使得仅仅率领—小群冒险家的科尔特斯和皮萨罗能够推翻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

第二个因素，非洲的面积仅及欧亚大陆的面积的一半左右。而且，非洲面积中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为农民和牧人所占据的赤道以北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和更多的发明创造，因而也就意味着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三个因素，非洲的主轴线和美洲的主轴线一样都是南北走向，而欧亚大陆的主轴线则是东西走向。如果你沿南北轴线行走，你会穿越在气候、生态环境、雨量、日长以及作物和牲口疾病都大不相同的地带。因此，在非洲某个地区驯化或得到的动物和作物很难传播到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在虽然相隔数干英里但处于同一纬度并有相似的气候和日长的欧亚大陆各社会之间，作物和动物的传播就显得容易了。

沿非洲南北轴线同样缓慢传播的还有人类的技术。陶器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已经在苏丹和撒哈拉地区出现，但直到公元元年才到达好望角。虽然文字不迟于公元前3000年已在埃及发明出来，并以字母形式传入努比亚的麦罗威王国，虽然字母文字也传人了埃塞俄比亚(可能从阿拉伯半岛传入)，但文字并没有在非洲的其余地区独立出现，这些地区的文字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从外面带进来的。

总之，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欧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间的差异有关。这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特别是由于这两个大陆之间不同的面积、不同的轴线方向和不同的动植物品种所致。就是说，非洲和欧洲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归根到底来自它们之间的“不动产”的差异。

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驯养动物的社会中演化的病菌。像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这类传染病出现了，它们原是动物所感染的十分类似的祖代病菌由于突变而衍生出来的，驯养动物的人成了这些就演化出来的病菌的第一个受害者，而这些人接着又逐步形成了对这些新的疾病的强大的抵抗力。当这些有部分免疫力的人与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接触时，流行病于是产生了，使99％的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因之而丧命。

历史记载：1520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产生的天花流行接着杀死了阿兹特克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难不死的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伤害西班牙人，就好像在为西班牙人的不可战胜做宣传。到1618年，墨西哥原来2000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

从驯养的动物那里通过这一途径而最后获得的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太平洋诸岛的土著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电影里，平原印第安人总是英勇地骑着马冲向欧洲人的篷车，大无畏地守护着祖先的传统。然而，骑着马的美国原住民可不是什么纯正古老的传统形象，是在17、18世纪，欧洲马传到了北美之后，才让整个北美平原的军事和政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492年，美洲还没有马。虽然苏族（Sioux）和阿帕契人（Apache）在19世纪有许多看来威风八面的特色，但这其实是个现代文明、全球化的产物，说不上什么“纯正”。

三种全球秩序

公元前的1000年间，地球上出现了三个让人类在不同程度上融合统一的秩序。基于认知更新的成果，智人让所有人都成为了某个意义上的“我们”。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什么社会性动物会在意所属物种的整体权益。没有哪只黑猩猩会在意整体黑猩猩物种的权益。没有哪只狮群的首领要成为全球的狮子王，也没有哪只工蜂会呼吁全世界的工蜂联合起来。

商人、征服者和各教先知是最早跳出“我们”和“他们”这种二元区分的人。

对商人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市场，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客户。他们想建立起的经济秩序应该要全体适用、无处不在。

对征服者来说，全球就是一个大帝国，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属民。

对各教先知来说，全球就该只有一个真理，所有人都是潜在的信徒，所以他们也是试着要建立起某种秩序，希望无论谁都能适用。

金钱的魔力

我们先从“钱”说起。

“钱”是资源，一是可以用于生活，二是可以用于投资，同时也是人类所建立的最有效的互信系统。

“钱”是概念，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贝壳、金银、纸票，也可以是手机上的数字。只要交易双方都相信某个东西是钱，它就是钱。举例，如果现在拿一张美金去某家中国的商店，恐怕买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商家不认识。同理，在现代拿着一锭银子也很难交换什么东西。

“钱”的价值仅仅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当中。当然， 如果说“钱”不是物质上的现实，而仅仅是一种心理想象，想必很难接受。毕竟我们谈到“现实”的很多问题，都跟“钱”密切相关。这里就不得不重提“主体间”这一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中的集体意识网络。“钱”正是存在于“主体间”的概念，是公共信念。

金钱的运作原理正是让想象变成现实。为什么有人愿意把一大片土地换成一堆金属，为什么有人愿意照顾一群精力过剩的小孩，只为了几张彩色的纸，为什么有人愿意奔波劳碌，通宵达旦，只为了账户上的几个数字？

经济是亿万家庭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但归根究底是信心与希望，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个集体的想象，我们才愿意付出。“信任”正是金钱运作的核心，如果有人不辞劳苦地工作，是因为相信拿到钱后，可以换取物质和服务，可以创造美好生活。

就算是在宗教上水火不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可以在金钱制度上达成同样的信仰。原因就在于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己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所以只有“金钱”能跨越几乎所有的文化鸿沟，不会因为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而有所歧视，也多亏有了金钱，就能让人哪怕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人品，也能携手合作。

钱当然也有黑暗的一面，“钱”有两大特征：“万物可换”和“万众相信”。人类社会和家庭的维系靠的是“无价之宝”，像是荣誉、忠诚、道德和爱，但这些都不会被放上市场，也不应用金钱衡量。就算市场开出天价，有些事情就是不该做。然而，金钱一直试图打破这些限制，比如人口贩卖这一钱对人的究极物化。虽然金钱能建立起陌生人之间共通的信任，但人们信任的不是人类、社群或某些神圣的价值观，而只是金钱本身以及背后那套没有人性的系统。我们不信任陌生人，但我们现在也不信任隔壁的邻居，而只是信任他们手上的钱。没钱，就没有信任。等到钱渗透冲垮了社会、宗教和国家所筑成的大坝，世界就成了巨大而无情的市场。也就应了那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幸好，没钱虽然万万不能，但有钱也不是万能的。人类的融合统一绝不仅是纯粹经济的过程，地球上的各个国度是如何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呢？虽然金钱影响深远，但也别低估了武器的力量。

帝国的愿景

一谈到帝国，我们会立即想起统治着多个民族、疆域辽阔、拥有强大综合国力的国家。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

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大英帝国曾经占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土地，号称“日不落帝国”。

像这样的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不仅让帝国独树一格，更让帝国站到了历史的核心。正是这两项特征，让帝国能够在单一的政治架构下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区，让越来越多人类与整个地球逐渐融合为一。

然而帝国正是造成民族多样性大幅减少的主因之一。帝国就像一台压路机，将许多民族独特的多样性逐渐夯平（例如努曼西亚人），整合制造出他们更大的新群体。

帝国也不是完全有害无益。如果说帝国就是样样不行，所有相关的事物都该抛弃，那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化便将不复存在。帝国四处征服、掠夺财富之后，不只是拿来养活军队、兴建堡垒，同时也赞助了哲学、艺术、司法和公益。现在人类之所以有许多文化成就，常常背后靠的就是剥削战败者。例如，要不是古罗马帝国如此繁荣兴盛，西塞罗、塞涅卡（Seneca）和圣奥古斯丁就不可能有钱有闲地思考写作；要不是莫卧儿王朝剥削印度人、征敛财富，就不可能盖起泰姬玛哈陵；要不是哈布斯堡王朝从那些讲着斯拉夫语、匈牙利语和古罗马尼亚语的人们征税，又怎么付得起海顿和莫扎特的佣金？

就算我们不要只看精英文化和高级艺术（high art），而将重点转向一般人的世界，还是会发现帝国遗痕在现代文化几乎无所不在。今天大多数人说话、思考和做梦的时候，用的都是过去曾拿刀对着我们祖先的征服者的语言。中国地区原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全部统称为蛮族，但经过两千年之后，已经成功统合到中国文化，都成了中国的汉族，使用汉语。在南美和北美，不管各地的人民祖先来自何方，从阿拉斯加最北的巴洛半岛，到南美最南的麦哲伦海峡，几乎所有人都讲着以下四种语言之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或英语。现在的埃及人说阿拉伯语，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也认同阿拉伯帝国；然而，阿拉伯帝国其实是在公元7世纪征服了埃及，而且多次以铁腕措施镇压了企图反抗的埃及人民。至于在南非，大约有1000万祖鲁人还缅怀着19世纪祖鲁最光荣的年代，但其实大部分祖鲁人祖先的部落都曾经奋死抵抗祖鲁帝国的侵略，最后是在血腥的军事行动下才融为一体。

在许多小文化合并到少数大文化的过程中，帝国的影响居功至伟。思想、人口、货物和技术的传播，在帝国境内摇臂分属不同整治区域来得方便迅速，而且常常是帝国本身可以加速思想、制度、规范的传播。有名的例子就是古中国的大秦王朝在始皇帝的主导下推行全国范围内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和文字。

对于被征服者而言，就算有了文化大熔炉之后，文化同化也不见得容易。虽然帝国文明很可能四方征服各个民族、融合他们的文化，但对帝国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混合的成果仍然令他们感到陌生。同化的过程常常带着痛苦和创伤。要放弃熟悉且深爱的地方传统并不容易，而要了解及采用新的文化也同样困难而令人深感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等到帝国的属民千辛万苦终于接受了帝国文化，可能也是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以后，帝国的精英才能把他们看成是“我们”。从征服到接受之间的数个世代，就这样形成了失落的一群。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当地文化，但在新加入的帝国世界里却还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反而只是继续被视为蛮夷之地。有一则著名的逸事，讲的是有个印度人雄心勃勃，把英语学得无懈可击，上了西式舞蹈的课程，甚至还养成了用刀叉进食的习惯。他把这一切学好之后前往英格兰，在伦敦大学学院读法律，还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然而，后来这个读法律的年轻人到了英属南非，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却因为坚持自己该坐头等车厢，而不是像他一样的“有色人种”该坐的三等车厢，便被赶下火车。这个人就是甘地。

历史不能简单分成好与坏，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建立在鲜血之上，并且通过压制和战争来维持权力，然而，现今的文化又大多数都是帝国的遗绪。就算我们真的要完全去除掉某个残暴帝国的遗绪，希望能够重建并维护在那之前的“纯正”文化，很有可能最后恢复的也不过是更之前、没那么残暴的帝国留下的文化。如果极端印度民族主义要摧毁所有由英国征服者留下的建筑（像是孟买火车站），那像是泰姬玛哈陵这种由穆斯林征服者留下的建筑，又该如何？

泰姬陵（Taj Mahal），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之一，世界文化遗产

或许，还有第三条路，文化的交融未必通过侵略与战争，还可以通过信仰和传教。

宗教的法则

我们今天谈到宗教或许会觉得是迷信反科学，一谈到教会就是“黑暗中世纪”，这是从启蒙运动留下的刻板印象，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统一的力量。

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人类规范及价值观的系统，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之上”。这里有两大基本要素：

（1）宗教认为世界有一种超人类的秩序，而且并非出于人类的想象或是协议。例如职业足球不是宗教，因为虽然足球也有许多规则、仪式和常常很古怪的惯例，但大家都知道是人类发明了足球，而且国际足协（FIFA）随时可能开会决定把球门变大或是取消越位规则。

（2）以这种超人类的秩序为基础，宗教会发展出它认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例如，虽然现在许多西方人相信鬼魂、精灵、重生，但这些信念并未构成什么道德和行为的标准，所以也就不算是宗教。

虽然宗教有可能让各种社会和政治秩序合法化，但并不是所有宗教都能做到这点。某个宗教如果想要将幅员广阔、族群各异的人群都收归旗下，就还必须具备另外两种特质。

第一，它信奉的超人类秩序必须普世皆同，不论时空而永恒为真。第二，它还必须坚定地将这种信念传播给大众。

换句话说，宗教必须同时具备“普世特质”和“推广特质”。

在教会的世界观里，上帝创造的世界有规律可循并有可知性，通过数学几何我们能够对世界形成客观的认识。通过算数、几何与占星的结合，才有了天文学，才有了“日心说”。在所谓的“黑暗中世纪”，教会学校将柏拉图提出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数、几何、音乐、占星列入教学科目。哥白尼、第谷、开普勒等近代科学革命的代表人物都接受过系统的教会学校教育，可见天主教会在近千年主导欧洲的的时间里，维持了古希腊的知识传统并促进了近现代科学的继承和发展。

成神之路

大约在公元1500年，历史做出了最重大的选择，改变的不只是人类的命运，而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运。我们称为“科学革命”。

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

1. 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

2. 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

3. 取得新能力。

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真正让科学革命起步的伟大发现，就是发现“人类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毫无所知”——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的大门。

现代科学没有需要严格遵守的教条，但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收集各种实证观察（可以用感官感受到的），并以数学工具整理。

现代人们开始承认自己在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几近无知，就开始觉得需要寻找取得全新的知识。因此，主流的现代研究方法就会预设旧知识有所不足。而且，这时候的重点不在于研究旧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强调新的观测、新的实验。

为了要了解宇宙，我们必须整理各种观察，结合成完整的理论。早期的知识体系常常是用“故事”构成理论，而现代科学用的则是“数学”。

在过去500多年间，人类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提升。公元1500年时，全球智人的人口大约有5亿，但今天已经到了70多亿。

率先掌握了科技力量的国家开始侵略其他落后的国家，以帝国秩序统治世界，直接导致了现代世界的不平等。

大约在1700年左右，英国的矿井里开始回荡着一种奇特的噪音，可以说是吹起了工业革命进击的号角，一开始只是微微在远方响起，但时间过去了十年又十年，声音也越来越壮大，直到整个世界都笼罩在震耳欲聋的声响之中。这就是蒸汽机。

蒸汽机种类繁多，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则：燃烧某种燃料（例如煤），再用产生的热将水煮沸，产生蒸汽。接着蒸汽推动活塞、让活塞移动，而连接到活塞的任何装置也就跟着移动。

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改善了蒸汽机的效率，还把它请出了矿坑，用在纺织机和轧棉机上。纺织生产仿佛脱胎换骨，开始能廉价生产越来越大量的纺织品。转眼之间，英国就取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把蒸汽机请出矿坑，可以说是打破了一项重要的心理关卡。如果烧煤能够让纺织机动起来，为什么不能让其他的设备（像是车辆）也这么动起来呢？

1825年，一名英国工程师将蒸汽机装到了一辆满载煤炭的列车上，让引擎将这辆货车沿着铁轨，将煤炭从矿场送到约20公里外最近的港口。这是史上第一列蒸汽动力火车。想当然尔，既然蒸汽可用于运送煤炭，为什么不能运送其他商品呢？甚至，为什么不能运人呢？1830年9月15日，第一条商业化铁路开通，连接了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用的同样是与抽水或纺织相同的蒸汽动力。不过短短20年后，英国的铁轨长度已达数万公里。

从此之后，人类就深深着迷于如何使用机器和引擎转换各种能量。只要发明出适当的机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类型的能量都能为我们所用。举例来说，物理学家发现原子内储存着巨大的能量，就立刻开始思考要如何释放这种能量，用来发电、推动潜艇，或是摧毁城市。从中国炼丹术士发现火药，到土耳其人用大炮粉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间足足过了600年。但从爱因斯坦发现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之后（也就是E=MC²），仅仅过了40年，原子弹就已经落在了广岛和长崎，核电厂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球。

另一项重要发明是内燃机，仅仅花了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就彻底改革了人类的运输，也让石油变成一种液体的政治权力。在这之前数千年，我们早就知道了石油的存在，但只用来为屋顶防水、替轴轮润滑。就算到了大约一个世纪前，大家还是认为石油就只有这些用处。说要为了石油流血打仗，简直是则笑话。当时为了土地、黄金、胡椒或奴隶打仗或许天经地义，但为了石油，可是万万说不过去。

电力的发展更为惊人。在两个世纪前，电力对经济还毫无影响力，多半只是用来做些神秘的科学实验，或是廉价的魔术把戏。但有了一系列的发明之后，电力就成了我们有求必应的神灯精灵。手指一弹，就能印出文字（打印机）、保持蔬菜新鲜、冰棍不融化（冰箱），还能做饭做菜（电饭煲和电磁炉），记录我们的笑容（相机），在夜间得到光明（电灯），有无数的节目可以看（电视），还让我们有无数的便利（手机）。我们很少有人了解电力运作的机制，但更少人能够想象生活中没有电力该怎么办。

工业革命找出新方法来进行能量转换和商品生产，于是人类对于周遭生态系统的依赖大减。结果就是人类开始砍伐森林、抽干沼泽、筑坝挡河、水漫平原，再铺上总长数万公里的铁路，并兴建摩天大都会。世界越来越被塑造成适合智人需求的样子，但其他物种的栖地就遭到破坏，这让它们迅速灭绝。地球曾经是一片蓝天绿地，但现在已经成了混凝土和塑料构成的商场。

虽然智人确实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或许值得沾沾自喜，但代价就是赔上几乎所有其他动物的命运。人类现在取得许多物资和资源，让我们得以免受疾病和饥荒之苦，但我们是牺牲了实验室里的猴子、农场里的奶牛、输送带上的鸡，才换来这些让我们扬扬得意的成就。

在过去两个世纪间，有数百亿动物遭到现代工业制度的剥削，而且其冷酷程度是整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算那些动物保护团体指出的现象只有1/10是事实，现代农业产业也已经是史上最大规模、最残暴的罪行。要评估全球幸福程度的时候，只看上层阶级、只看欧洲人、只看男性，都是巨大的错误。或许只看人类也同样有失公允。

假设现在有一艘现代战舰回到了哥伦布的时代，只要几秒就能摧毁整个哥伦布的船队，更能轻松击沉当时所有世界强权的海军，自己连个刮痕都不会有。只要有五条现代的货柜船，就能承载当时全世界所有船队所运的货物。只要有一台现代计算机，就能储存中世纪所有图书馆里全数抄本和卷轴的信息，而且还剩下许多空间。就算把所有前现代王国的财产数量全部相加，也比不上现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银行。

然而，如果要在过去500年间挑出一个最重大、具代表性的一刻，一定就是1945年7月16日上午5点29分45秒。就在这一秒，美国科学家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时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

在这场把人类带向月球的科学革命中，人类因为将资源投入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新力量。之所以说这是一场革命，是因为一直到大约公元1500年前，全球人类还不相信自己能在医疗、军事和经济方面再有什么突破。政府和富有的赞助者虽然也会将资金投入教育和作为奖学金，但一般来说只是为了维持现有能力，而不是取得新的能力。典型的前现代统治者会赞助牧师、哲学家和诗人，目的是请他们让他的统治合法化，并且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要他们发明新的药物、武器，或是刺激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之所以能够增长，是因为我们愿意信任未来，资本家也愿意将利润再投入生产。然而光是这样还不够。经济成长还需要有能源、有原料，但能源和原料有限，如果用光了，是不是整个系统就要崩溃？

然而，就过去的证据看来，所谓“有限”也只是一种理论。虽然这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直觉，但人类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能源和原料用量激增，可供使用的能源和原料量其实不减反增！

以运输产业为例。在过去300年间，人类制造的运输工具数量达到数十亿台，从简单的马车和手推车，到后来的火车、汽车、超音速飞机和航天飞机。过去可能会有人认为，像这样大规模使用资源，很快就会耗尽所有能源和原料，很快只能靠着回收垃圾撑下去了。然而，实际状况却正好相反。在1700年，全球运输工具使用的原料多半是木材和铁，但今天我们却有各式各样的新材料任君挑选，像是塑料、橡胶、铝和钛，这一切我们的祖先都完全一无所知。另外，1700年的马车主要是由木匠和铁匠手工人力制作，但在现在的丰田车厂和波音公司工厂里，我们靠的是燃油引擎和核电厂来推动生产。

1961年，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于军事与产业结合、势力不断膨胀的情形提出警告，但他的说法并不完整。除了军事和产业，科学也是其中一分子，因为今日的战争正是科学的产物。许多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正是由军事所发起、资助及引导。

无论是在古罗马或是古中国，多数的将领和哲学家都不认为研发新武器是自己的责任。然而，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就包括了火药。而就目前所知，火药的发明其实是一场意外，原本的目的是道士想炼出长生不老药来。而从火药后来的发展，就更能看出这种趋势。有人可能会认为，有了这些道教炼丹术士，中国就要称霸全球了。但火药这种全新化合物在中国的主要用途只是鞭炮而已。就算是蒙古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也没有哪个宋朝皇帝急着建立起中世纪的曼哈顿计划，发明某种末日武器来拯救宋朝。一直要到大约15世纪（火药发明大约600年后），大炮才成了亚非大陆上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从一开始，火药就有了能够攻城略地的潜力，但为什么要花这么久才付诸军事用途？原因就在于，火药刚发明的时候，不论是皇帝、文人还是商人，都没想到新的军事科技能够救国或是致富。

大概就是从原子弹被发明后开始，人们见识到了军事科技的力量，才开始敬畏并崇尚科学。人们崇尚的正是科学的力量。

现代的世界，经济呈现指数增长，今日人类所享有的财富在过去只有可能出现在童话里。而科学和工业革命也带给我们超人类的力量，以及几乎可以说无限的能源。不仅社会秩序完全改变，政治、日常生活和人类心理也彻底改观。

只不过，我们真的更快乐了吗？人类在过去5世纪间积蓄的财富，是不是真的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满足感？有了取之不尽的能源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快乐？如果我们往更久之前回顾，认知革命以来这动荡不安的7万年间，世界是不是真的变得更好？到现在，阿姆斯特朗的脚印还留在无风的月球上，而3万年前也有个不知名的人，把手印留在洞穴里；他们究竟谁比较快乐？值得骄傲与自豪的成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的人均寿命提高了，战争减少了，环境更加安全了。生活水平确实在不断提高，然而，还是那个问题，智人并没有变得比7万年前更加幸福、快乐，反而增添了许多焦虑、烦恼。这同样和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信息时代太快、太多、太杂了，我们身体和大脑的进化速度并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速度。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掌握创造的能力，也掌握了毁灭的力量。“第三种黑猩猩”正在从“智人”进化为更强大的物种——“智神”。

结语

这篇文章，对平常的阅读来说，着实长了些，但是对于过去数万年的人类演化史，无疑是太短了。《人类简史》和《枪炮、病菌与钢铁》都用讲故事的方式将那悠久的记忆缓缓道来，这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于是整合笔记和想法，写了下来。

7万年前，智人的思想连通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世界——“主体间”，从此我们学会了创造不存在的东西。1万多年前，狩猎采集者仰望星空，无明日月潜息、四时更替，直到人类驯化了动物却被植物驯化，一小部分人获得了剩余粮食脱离了基本生产工作成为精英，人类社会产生了阶层。之后的数千年，文字、技术、帝国、宗教、金钱纷纷被发明出来，全世界各个大陆的人类开始融合为统一的整体。到了公元15、16世纪，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获得了心理和思想上的一大突破：承认对大部分的世界一无所知，于是欧洲人开始携带着近代的武器和可怕的病菌去海的那边求知、探索、征服。科学家为帝国提供思想知识、科技工具，征服者则对科学家提供各种资助和保护，并将科学的思考方式带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也青睐科学，如果没有黄金和香料的利益驱动，人类就不会展开大航海，就不会去开拓未知的世界。

在过去的500多年里，我们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和无穷无尽的资源，但是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物种灭绝。人类能够轻易获得安全与食物，还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却很难说比以前更加快乐——还常常感到痛苦。不过，人类进化至今，似乎距离神话只有一步之遥，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创造与毁灭一切的神力，也不曾遗忘古老的人文梦想——追求幸福快乐，以及长生不老的永恒。有点遗憾的是，我们仍然不知世界会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