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当过知青，缺乏知青生活的切身感受。去年我们大学同学再写高考岁月，很多当过知青的同学写的知青往事，让人感同身受。就我看到过的写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最苦难的是老鬼的《血色黄昏》。而现在网上不断出现的知青回忆性纪实文章，从真实性来说，也都胜于当时名噪一时的知青文学。可以说，知青文学几乎被他们写完了，但是，我至今没有看到过知青家属写的文章。

是的，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青家属。知青的年龄，我粗略估算，应该是1945-1962年出生的中国城镇青年。我正好在这个年龄段的中间，本来也逃不出当知青的命，幸运的是，一项政策让我免去了时代之苦。

我读初中时，1965级初中生的姐姐一年初中+两年多停课闹革命，最终被迫离开杭州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说被迫，是因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初中毕业，当然不希望远离父母下乡支边。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街道干部轮流上门“动员”，看着很多同学一批批走了，我姐姐自知无法逃脱，联络了一帮男女同学，一咬牙报名去了黑龙江。记忆中，当年为我姐姐要不要下乡支边，全家人讨论过几次，家人当然不希望她去，但大势所趋，很难抵制。当时也讨论过去哪里比较好，有一个计划是回我父亲的原籍地萧山当回乡知青，我姐姐不愿意，宁愿去最北边的黑龙江，大约是他们一帮同学商议的结果。当时的报刊对这些知青上山下乡的行为都是正面报道，然而，那天我和父母去玉皇山东麓的闸口送行，看到火车上的知青和车下送行的父母兄弟姐妹，那种泪眼汪汪的情景，至今难忘。因为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们像新兵一样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大约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当兵去的错觉，有些男女知青的脸上还真的带有一种自豪感。但是，当火车就要开动的一瞬间，火车头发出一声长鸣，车上车下几乎同时“哇”的一声，送行地成了哭声一片的悲惨地，火车的鸣笛声，唤醒了这些20岁上下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人离别家乡和亲人的悲伤。看着伸出窗口外挥舞着手的姐姐和她的同学们，我也悲从中来，眼泪湿润了我的视线。火车开出没几分钟，我父亲突然发现自己衣袋里的皮夹不见了，显然小偷也乘乱光顾，一阵慌乱之后，我父母只能认亏，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大家沮丧的心情更沮丧了。

两年后轮到我的同学上山下乡，当时杭州的支边青年，都要到闸口上绿皮火车，我的同学有去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也有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我起码又有两次到闸口送别同学。送别的场景一模一样，也都是到了火车鸣笛开动时，车上车下就会一下子悲声齐鸣，有同学用相机拍下了这难忘的瞬间，可惜这照片现在再也找不到了。

姐姐的悲剧成就了我的喜剧。按照当时的政策，多子女家庭，可以留一个孩子在城镇，我姐姐大我两岁多，她走后两年我初中毕业。我妹妹比我小六岁，那时候还在读小学三年级，所以我顺理成章成了幸运儿，进工厂当了工人。我姐远在我们只是从小说《林海雪原》和中苏珍宝岛事件中听说过的黑龙江，留在我印象中的黑龙江就是冰天雪地，少建波和杨子荣的剿匪小分队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雪地里前进。外婆和我爸妈对黑龙江的认知不会比我多，所以整天都在担心我姐姐不能适应东北的饮食，从此后，寄包裹就成了我家的一项重大而又必须的行动，我父母每过几个月都要把我们配给来的副食品选一部分做一个包裹，从邮政局寄给我姐姐，包裹里不外乎杭州的一些土特产，比如霉干菜、笋干、腌肉、酱鸭。虽然家里有一个老人，两个成人加三个孩子，但大家都认为应该省一点副食品给我姐，毕竟她背井离乡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两年后我进了工厂，住宿舍吃食堂饭，家里能结余的副食品更多了。我并没经手外婆和父母的这项行动（好像曾经有几次帮父母把准备好的包裹送到南星桥邮电所邮寄），但他们在积攒副食品时的用心，以及为此全家对某些食品的省吃俭用，我是看在眼里的。现在回想，我越来越能感受到他们做长辈的爱心。

1975年，我妹妹初中毕业，仍然无法逃避下乡的命运。当时，很多国营单位和机关事业单位都有下乡知青的联系社队，出此政策，大约是政府希望城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能够为知青负起一点帮扶的责任，所以我妹妹下乡的社队是与浙江麻纺厂结对的富阳东洲公社。那天我和我妈坐着浙麻的大货车送妹妹下乡，这是我与知青生活走得最近的一次。我们在大货车上一直站到目的地，送我妹妹进了插队落户的这户农家，我记得这个公社没有独立的知青屋。在车上有一位与我妹妹一起下乡的圆脸女知青，很巧与我妈同名。我忘记了是否在车上和她说过话（我当时因为口吃，很少与陌生人搭话），回来的路上，我妈直言这女孩不漂亮。我当时并不明白我妈要这样说她，后来才理会到，我妈怕我喜欢上这位姑娘，才这样说。她两个女儿当了知青，当然不希望她的儿媳也是知青。其实，我除了送妹妹下乡，后来只是受命送一些副食品去过一次东洲公社，当时的道路没有现在这么好，我骑车从家里到我妹妹住的地方大约要一个多小时。我妹妹回家坐郊区公交车也不难，所以此后再未去过。第二次去也没有见到那位圆脸女孩，所以我妈妈的担心纯属多余。然而，无法逃脱似的，几年后我找的对象真的也当过知青。好在我俩是在大学里谈的恋爱，女朋友的身份早已不是知青，所以我带她到家里，我妈并没有因此说啥（有关我妻子的知青生活，她已经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详细记录，见77-78级杭大校友撰写的《一百二十个回望》）。而且，那时候，随着改开的深入，她的两位知青女儿也已经不是知青，都回城工作了。从一定程度讲，知青这个梦魇般的存在，对绝大数中国城镇居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式。

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次与知青的“亲密”接触，值得一记。那是我第二次高考结束，因为借调在厂团委工作，所以，1978年夏天，杭氧派人到结对的公社慰问本厂当知青的职工子女，组织了一个慰问团，我代表厂团委加入了这个慰问团。当时和杭氧结对的公社也大多在富阳，只是比东洲公社更靠西南，沿着富春江往上走（是否也有在桐庐境内的，我记不清了，那个时候对这一带并不熟悉）。我们的团长是厂知青办主任，约摸40多岁的样子。他的任务比较繁重，不仅要带队，还要与对口社队领导商议我们厂支援的事项。因为这些对口社队需要杭氧厂支援一些机械和原材料，比如退役的车刨铣床啊、起重机啊、抽水机啊等等，还有一些社办工厂需要的原材料，当然他们也希望我们厂给予技术支援。我没有这样的任务，也不懂其中的关节，再加上第二次高考感觉不错，已经过了体检关，一心等着录取通知书，对这次的慰问知青活动并没多用心。现在留在记忆中，有三件事可记。一是有一次走到某个村头，大喇叭正在播放一出旧越剧，哀婉凄凉的唱腔在夏日的空中传送。团长是越剧爱好者，也熟悉这些曲名，他告诉我，这是越剧《盘夫索夫》，还向大家简略讲述了这出戏的故事梗概。这让我这个只知道越剧《红楼梦》、《梁祝》和《碧玉簪》（文革时在家中找到一本《碧玉簪》剧本，曾经反复看过几次，后来又看过电影）的越剧门外汉，开拓了了解传统越剧的视野。二是到某个大队，大队书记率领一帮大队干部请我们喝酒，这大约是我此生第一次参加公费宴请，满桌的鸡鸭鱼肉比我们普通家庭的年夜饭要丰盛得多，喝的是浙江农村的土烧。这场宴请给我留下的最主要印象，是这位大队支书（看上去60多岁，精瘦，显得老相）在大队干部中那种颐指气使、一言九鼎的气派，所有干部都唯唯诺诺围绕着他转，他的话没人敢不听。宴散后，在回住处的路上，团长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对我们如此客气，其实是指望杭氧能多支援他们一些物质。而对这位大队支书，他的评价就是本地一个土霸王。其实当时的社队干部，都是拉帮结伙的，尤其是家族势力起着很大的作用。三是在某个知青点，我们和知青们举行了一次座谈，具体座谈什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但大家发言都很随意。有意思的是，座谈会没有给与会者准备饮料，连白开水都没有（或许这个座谈会是我们走到知青点临时召开的？）。因为我还记得在会议中我口渴，向知青讨水喝。有一位知青点负责人，女孩，站起来从屋内端一杯水给我喝。后来才知道她的妹妹一年前被分配到我所在的车间当工人，她也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但她考的是中专，被湘湖师范中文科录取。座谈会在这个大队的知青点门前空地上举行，会后我们参观了知青点的宿舍。

上述记忆，是至今未能忘怀的，随记在此，也算是历史的一点点小浪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