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清代入关后的第三代君主，爱新觉罗胤禛，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为君十三年，在他经历了残酷的夺嫡之争，以“惟以壹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壹人”为座右铭，刻“为君难”印以自警。他自言“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批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数千言。”为避免奢靡怠政，十余年不出京师。在如此高度紧张的帝王生涯中，赏玩瓷器成为雍正帝为数不多的消遣畅怀的途径。
胤禛雅好临池，以翰墨自娱，除此以外，早在为皇子时，雍正帝胤禛就对瓷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中，有署“朗吟阁制”者数件，如清雍正白釉僧帽壶。从出版物中此件僧帽壶的词条得知，“'朗吟阁'是雍正帝登基前为雍亲王时在圆明园居邸的斋名，署此款的器物均做工精细”，同款识者，亦可见暂得楼捐赠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天青釉小天球瓶。由此可见，雍正帝早在皇子时期就已开始在景德镇定烧瓷器，并且对于所烧之物的品质就有很高的要求。
雍正皇帝饱读诗书，涉猎广博，喜读典籍，曾将古人寄兴萧闲，寓怀超脱的佳章好句选编成《悦心集》，而所选之作基本为“令人心旷神怡，天机畅适”具有悦心之功效的篇章、格言，邵雍有“只恐身闲心未闲，心闲何必住云山”。雍正皇帝云“世间何处觅清闲，只在朝堂城市间”。
清雍正仿哥釉六方贯耳瓶即为壹例慕古仿宋之作。入清以后，雍正皇帝胤禛对宋代五大名窑情有独钟，仿哥釉成为当时壹个重要品种，在其在位的十三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书于雍正十三年的《陶成纪事碑》中，排在第二的即是“壹仿铁骨哥釉，有米色、粉青二种（耿宝昌先生按：即仿哥釉）”。
宋瓷的含蓄内敛，为雍正皇帝倾心，而唐代雍容高贵、富丽华美的艺术格调亦极具皇家气派，同样为雍正皇帝喜爱。本次专场中的清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即为典范。
在康熙朝珐琅彩的基础上，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无论在彩料上，还是装饰技法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秀雅清丽，超凡脱俗的艺术风格。本品瓷胎洁白莹润如冰似玉，外壁满绘四时百花图案，于中心位置绘大朵的牡丹、荷花，周围簇拥小朵的玉兰、绣球、石榴、芙蓉、菊花、桂花等四季花卉，花叶满密覆盖全器。底落“雍正年制”四字蓝料楷书款。
瓷胎珐琅彩器与洋彩器的盛行，清宫西洋风的流行，与皇帝的兴趣爱好有着密切联系。从传世制品看，有一类雍正洋彩器，无论是装饰风格还是造型、纹样皆为承袭康熙器而来。本次便征集到一对清雍正珊瑚红地洋彩九秋同庆花卉纹碗（lot 2608）器型端庄秀巧，外壁通体以珊瑚红为地，上以各色彩绘牡丹、秋葵、菊花、兰花、罂粟花、秋海棠、山茶、芍药、栀子花等九种秋天盛开的花卉，并以绿、墨色绘枝叶、叶脉，斑斓绚丽，寓意“九秋同庆”，至为吉祥。器底落“雍正御制”青花楷书双方框款。相同品种以“康熙御制”年款者为多，“雍正御制”款识者较为少见，且成对释出，极为不易。
雍正皇帝除从小熟读汉人儒家经典以外，也喜读释佛法，主张儒、佛、道三教并重，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统治思想。他自号破尘居士，常在宫中举办法会，亲自说法，造诣颇深。《活计档》中多次提及雍正时期命工匠作金累丝八宝、五供等，如曾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中展出的清雍正金累丝嵌宝石八吉祥供具。而在御窑瓷器的烧造中，亦可觅此类纹样的芳踪，有如专场中清雍正斗彩莲托五珍宝卧足小杯。本品纹样、造型均取自成化斗彩器，雍正皇帝颇具幕古之情，成化时期的斗彩佳作必为其所爱，于《清档》中多次留下了以大内所藏器物下发景德镇御器厂进行仿烧的记录，本品即为一例。此杯造型端正，内壁素白，外壁以青花勾勒，填饰红、黄、绿等各色，莲托五珍宝，清丽悦目，生气盎然。
如果说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是颇具才干的康熙皇帝奠定的，那么使景德镇御窑厂逐渐走向顶峰，可以说是由胤禛称帝之时开始，雍正皇帝不仅将御窑厂交由自己非常信任的怡亲王允祥管理，自己还直接参与对瓷器样式、釉色、花纹、大小等具体意见的表达。特别是，从雍正六年（1728）秋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到景德镇督陶、监造瓷器以后，可以说，真正使雍干两朝的御窑瓷器走向了巅峰。在唐英督陶期间，其中又以仿古器为大宗。
专场中一对清雍正蓝釉堆白鱼藻纹盉式盖碗（Lot 2605）可谓幕古与创新的结合。其器形、纹饰源于宣德官窑，惟迄今所见宣德盖碗仅有青花、青花矾红二类，蓝地留白品种则惟有碗、盘传世，将二者合而为一，或即出现于雍正时期，由于工艺繁复，碗、盖同时保存难度较大，一向被视为清代瓷器的名贵品种。盖碗造型独特，因盖、碗相合，亦称“合碗”或“盉碗”，宣德时期盖钮较平，雍正时创新为天鸡钮，以方便握持。蓝地留白纹饰则是元代景德镇新创的装饰技法，宣德时期加以发展，遂成一代名品，本品则为技艺传承之证。
雍正皇帝，这位在历史上饱受争议的一代帝王，无论世人对他的印象是刻薄寡恩、生性多疑，亦或勤于理政，勇于创新。但对他在艺术方面的品位和成就，却得到了后世的一致称赞。在艺术创作上，他追求精致典雅，宫廷气质，“往秀气里收拾”、“往薄里磨做”、“往细处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