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空大院建在夏官营公社吴谢营大队,我们的学校开始叫吴谢营学校,后改名榆中县第六中学,1978年改称兰州市第三十七中学。当时甘肃省实行的是小学五年制,且还是春季招生,已经读到六年级下学期的我,在夏官营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在小学五年级多读半年再读初中,或者直接跳级半年读初中。父母为我选择了前者,从五年级上学期读起。
吴谢营学校的学生以大院子女为主,也有附近村子里的孩子,学校的教师也多为部队的家属。入学第一天,班主任宁老师让我暂时和邢占军同桌,这是我在班级里认识的第一个同学。邢占军和班级大部分同学一样来自西安机场小学,说话很“娘气”,为人很“江湖”。他告诉了我班级里很多很多的“秘密”,譬如宁老师很厉害,有时会骂学生;陈克景是老资格,在机场小学时就是班干部,现在还是学校红卫兵总部的委员。邢占军有个孪生弟弟叫邢战武,同学们习惯称呼他俩为阿四、阿五。刚入学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走出校园,站在地头上,给田里劳作的农民宣读“号外”,“朗诺、施里玛达,西哈努克,柬埔寨......”,我们带着和农民一样似懂非懂的表情,轮流朗诵着这些陌生的词句。回来后宁老师表扬我读得好,口音一点也不“陕西”。
那时候,每周都有新同学转入。记得陈素菊是穿着大花衣服,扎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走进教室的,而穿着黑棉袄的任为民则操着浓浓的家乡口音。马丁从长春转来,刚来的他穿着黄上衣蓝裤子黑板鞋,这当时就是我们男孩子的标配。
孟杭家好像是从济南军区空军转来,他年长我们几个月,个子也比一般人高出小半头,刚来不几天就被老师“委任”为副班长,分管班级纪律。孟杭在班级里很有震慑力,平时调皮的同学都惧他几分,他上任后班级纪律确实好了许多。但孟同学有时过于担当,发现教室里任何同学小声说话或做小动作,他都会跑过去管,大声告诫“别说话”,结果反而是影响了老师讲课。
上中学后孟杭和我同座,改任班级体育委员。卸任了班长一职的孟杭对自己的要求也有所放松,一次上课时,他将一张画有猪头的白纸悄悄的贴在前座杨波同学的后背上,被发现后遭到白眼。孟杭讪讪的说,怎么知道你后边有头猪呢?全班哄笑。
高中毕业后,孟杭回河北老家下乡,在石家庄农机厂工具车间工作几年后又进了北京。长大后的孟杭个子虽然不那么高了,但却是越来越仗义了,每次同学聚会都积极参加,甚至有过从北京打飞机赶到西安参加一顿聚餐之举。老孟说,这不是奔着一顿饭,而是奔着同学情谊飞来。我在北京的第一次同学聚会就是孟杭做东请我和张东风、马丁和邓宁下饭馆。我们喝着大杯的扎啤,畅谈着榆中六中的往事。孟杭喝酒很实在,实在的总是先把自己喝倒。冀平评价老孟,有酒量有酒胆,更有酒的豪情。一次在北京建国饭店餐厅喝酒,老孟嫌店家的酒太贵,喝起来不过瘾,特地跑去超市买了五瓶牛栏山二锅头,装入编织袋拎进酒店,人均喝了八两。满三十年工龄后,孟杭按事业单位的优惠政策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去京郊租了农地盖起了大棚,种菜养鸡养狗,过上了庄主的日子。每每有同学上门,孟庄主都按座山雕寿宴的标准迎接,摆百鸡宴伺候。去年底京城开始清理大棚房,一刀切的政策又让许多无辜人躺枪。老孟又在京南找了个小院,继续自己的农耕生活。
在那个特殊年代,俺们是小人大封建,男女生是不能轻易讲话的,呵呵,课桌上都要划上笔直的分界线。我和孙丽同学四年,两家前后楼住着,上学、放学都走着同一条路,但在俺的记忆中,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话。加之孙丽同学本身就不爱说话,上课发言都声音极小,所以我们在无语中同窗四年。
高中毕业后,孙丽到县医院上班,我们去高崖农村插队,三年的农村生活,让我的脸皮厚了许多。那年高考结束后,我到县城转组织关系,在医院门前见到了孙丽,我兴冲冲的跟她打了个招呼,孙丽先是愣了一下,茫然的点了点头,算是应答,随即匆匆离去。印象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丽同学。
后来听说她得了重病,病中的孙丽同学特想组织一次夏官营同学的聚会,可惜上帝并没有留给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