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会有55个少数民族？为什么不是5个，也不是400个？
世代相袭，定居某地，不说汉语，穿「民族服装」，性豪爽、擅歌舞、嗜饮酒，就是少数民族吗？
恐怕今天仍有不少人相信，少数民族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仅如此，相当数量的人还认为，少数民族是自然而然形成，自古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属于该民族的成员，具有血缘联系，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共享一套文化特征。在学术上，这被称为族群原生论（Primordialism），但是，它有没有道理呢？
至少在美国学者白荷婷（ Katherine Palmer Kaup）看来，这是有问题的。她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并不是自然形成的群体，而是国家建构的产物。
比方说壮族。
01.
「创造壮族」
白荷婷（ Katherine Palmer Kaup ）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东部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壮做田野调查。2000年，她将调查结果发表为《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一书。她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相关的制度承认「壮族」这个名称，壮族是被「创造」出来的，早先并没有，后来因为国家需要，才被建构了出来。
在白荷婷看来，在50年代民族识别过程中，今天我们认为是壮族的群体，他们在上报自己的民族名称时并不相同，但最后被统一归入了「壮族」支系。
而且，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壮族历史，并不像壮族人自身或者国家所书写的那样，具有完全一致的共同文化和历史来源。例如，仅仅就“壮族是世居民族还是移民群体”这个问题上，壮族研究者的答案也都不尽相同，可归纳为三种说法：
（1）壮族是从广西以外的地区移民过来；
（2）壮族是广西当地的世居民族；
（3）壮族是早先外来移民和广西本地人通婚后逐渐形成的民族。
在壮族来源说法都不统一的情况下，说壮族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民族，显然令人生疑。即使今天来看，被称为壮族的人群，其内部也具有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而那些不被归为壮族的人群，却也有着和壮族相通的语言和类似习俗，比如贵州的布依族和广西北部的壮族。
那么，壮族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
对比于族群原生论，白荷婷的观点在族群研究中属于建构论，这种观点强调，某些族群是历史的、流动的，受外部环境，尤其是政治因素影响而形成的。
白荷婷指出，49年以后，国家在识别壮族时，包含有很多政治考量：比如边疆治理问题，比如依据历史经验，防止地方势力过大从而威胁中央权力的问题。这就需要国家做出整体设计，以一个集体的民族名义，让地方的少数群体对国家保持忠诚。所以，国家精心设计了壮族的身份，以便于管理和控制广西。并且，为了加强壮族的身份认同，官方还专门编撰壮族的民族历史，收集整理壮族的神话和民间故事，以便从历史和文化两个两方面强化壮族的身份认同。
对于「壮族」这事，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这样写道：
「回忆五〇年代之末，我正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其回忆录时，告诉他说，广西今日已不是个省，而是「壮族自治区」了。李公竟不知「壮族」为何族。我书人旁加童的繁体僮字以示之，李宗仁先生，这位广西王，竟不知「童族」，住在广西什么地方。而当时北京公布，壮族为中国第一大少数民族，有人口六百万，云云，而李宗仁不知也，岂非滑稽哉？」
从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来看，白荷婷的观点好像很难直接被反驳。
按照清末立宪派的「五族大同」设想，「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加上汉人，国民群体的划分的确就只有五个。后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正式提出「五族共和」，也仍然是汉满蒙回藏这五个民族的事。
民国时期，长期在西南地区进行调查的民族学家江应樑先生就曾指出:
「今日之中华民族，绝对不是以一般所谓之汉民族可以概括一切的，也不是如一般所谓之汉满蒙回藏五族可以概括一切的······今日之中华民族，实是整个的，同一的，而无所分歧的。能对于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了认识，方能说得到了解我们自己，方能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
当时像江应樑一样，进行民族分类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有凌纯声（留法）、芮逸夫（留美）、岑家梧（留日）等等。他们大多接受过国外的高等教育，无论是用科学仪器角度测量人体特征，比如头颅、发色、肤色、身高等等，还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辨识少数群体的语言，并根据差异程度分出语系、 语族和语支，所采纳的依据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学科知识体系。
总之，从晚清开始，由于西方的冲击，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为中国各地操持不同语言、拥有不同习俗、信仰各异的人口进行识别分类，并整合进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中。
不过，中国为什么会从5 个民族，拓展到了50 多个民族呢？其他少数民族是怎么来的呢？
02.
假如中国有400个少数民族
49年以后，新政权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极度重要的政治制度设计，需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因此，对全国人口进行普查，识别并确认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尤为必要。从1950年到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访问团到西北、中南、西南三个地区访问中国的少数民族。所谓少数，是针对数量上少于汉人的群体而言。
费孝通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也曾提到：
「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就是要亲自拜访各地的少数民族，摸清楚它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特点（包括风俗习惯）。」
在对少数民族分类时，中央访问团的学者们采用了「名从主人」的方式：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民族，就上报什么民族。
但这马上带来了新问题——上报的民族种类繁多，且标准不一。到了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束时，忽然就有了400多个民族，仅云南省就有260多个自报的民族。
在这些自报民族中，有些民族甚至只有一个人；有的民族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但上报成了几个民族，比如彝族中多数自称 「聂苏」 或「诺苏」 ，还有一些支系自称 「阿西」、 「撒尼」、 「子君」等，以此上报，就会有好几个民族出现。
还有，生活在不同地区，语言、风俗和信仰都非常不同的民族，在上报自己民族时却采用同一个词汇称呼自己。比如湖南、湖北两地有自称是土家族的少数民族，但他们语言和风俗其实有着很大差异；再比如，后来被识别为彝族的族群中，也有自称为「土家族」的。
400多个民族对新的制度设计带来了棘手的麻烦：依照名从主人的民族分类，有的民族只有不到100人，有的甚至只有1个人，如何自治呢？而且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分布在西南边陲。这么少的人数，又地处边疆，远离政治中心，如何能代表中国大部分人的利益呢？
因而，民族识别成了一个重要任务。
03.
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于是，离1954年9月仅有6个月的时间情况下，政府成立云南省民族识别小组，再次派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前往民族情况最为复杂的云南调查。这个识别小组中，以社会学家林耀华、语言学家傅懋（Mào）勣（Jī）和历史学方国瑜为主，加上地方干部、专家，有46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墨磊宁（Thomas Mullaney）在《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分裂》这本书中指出，民族识别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精英在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指引下，对「少数民族」所做的分类实际上并不那么客观全面。
五十年代的中国，几乎处处照搬苏联，但在民族识别这件事上略有不同：事情学苏联，但做法则是中国式的。
当时，斯大林已经对民族做了定义：「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简言之，就是四个共同要素：语言 、地域 、经济 、文化 。
可是，这个定义是斯大林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族总结的，与中国的现实情况不符，中央访问团在实际调查时曾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参照，但并没有按照它去进行民族识别和分类。
比如，我们知道广东的汉人说粤语，福建的汉人说闽南语，如果不了解语言学知识，我们会认为两个群体所说的语言并非完全相同（实际上是汉语下的方言变体），但我们不能说他们都不是汉人。又比如「共同地域」这个要素，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都聚居在一起，他们一部分也会说汉语，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他们都是同一个民族。
识别小组参考了英国军官亨利· 戴维斯（Henry Davies）的民族语言分类法，对云南自报的260多个民族进行识别和分类。早在戴维斯的著作《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Yü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中，他将云南的少数群体分为孟-高棉语系、掸台（泰）语系及汉藏语系，这样的群体大约有20-30个。戴维斯的分类避免了因为肤色区别而带来的种族歧视，显得更为「科学」。
墨磊宁说，戴维斯的民族语言分类法至关重要:
「一度被奉为民族分类指导范式的语言学模型对识别计划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识别小组把语言学模型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仅在必须证实或修改这一模型时，才开展田野调查。」
整个民族识别工作，很大程度都是依照戴维斯的语言分类法来进行的。费孝通总结道：
「1954年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1965年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1982年又确认2个少数民族，至此一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一共有56个民族。」
至此，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少数民族？这个问题似乎有了准确而科学的答案。
04.
作为「国家眼睛」的知识精英
对于识别小组的工作，墨磊宁称这些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是「国家的眼睛」。是他们「教会了这个国家如何以分类的眼光看待族群」，而在那时，「不成熟的中国政府只能借助其社会科学顾问的眼睛来观察世界，从而定位自身」。墨磊宁认为，这些知识精英继承了民国时期学者们的学术脉络，在民族识别以及49年后新政府「早期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远比通常想象的更重要」。
从最开始的「名从主人」不干预政策，到社会科学学术上的分类，知识精英所做的不仅仅是学术探讨：他们在学术上的结论变成了国家政策，从而对现实产生了重大影响。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写道：
「各民族人口从1964年普查到1982年普查均有增长，少数民族总人口增长68.42%，平均年增长率2.9%，高于汉族（分别为43.82%及2.0%）。增长最多的是土家族，18年中增长4.4倍。这很明显，并不是出于自然增长，而是由于在这几十年中大批以前报作汉族的改报了土家族。这种情形，在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发生。」
从道理上说，诸多不同信仰、语言及文化的群体/小共同体，合而为一个国家时，首先应该强调所有群体/小共同体对国家的共同认同。在现代社会，这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意识。不管你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佛教徒，或普通汉民，彼此都是国家的公民。在国家公民身份之上，不应该再强调民族身份的差别。
这在传统中国，被称为「改土归流」，即少数民族被纳入帝国版图时，要淡化他们的「少数民族」特殊身份，强化他们与帝国其余人群一体的身份。
在民族识别工作上，知识精英作为「国家的眼睛」，做的工作恰好反其道而行之：「改流归土」；将原来一体的人群，用所谓学术的「精密方法」，硬生生的区分出彼此，并通过国家之手，刻意强化他们与国家主体人群即汉族的区别。
比如社会学家马戎教授在《中国的民族问题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就曾指出，根据据 1953 年 7 月桂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工作队实地调查的材料，「可以看出在一个地区民众族属的具体认定工作中，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和主观程度」。这份资料中记载了如下案例：
「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如参加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大会代表潘德茂说：我去参加开会是以瑶族身份为代表， ……其瑶族的根据，我也不懂，以后我做代表回去，也跟着宣传是瑶族。因此，乐尧山区群众说自己是瑶族是由此而来的。这次到县参加学习的积极分子也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族，政府给我们定什么民族，我们就定什么民族。」
所谓民族识别问题，放在现代语境，其实就是每一个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都要遇到的多元化问题。同一个社会，不同人群之间，可以区分的属性太多了：除了民族身份，还有信仰的不同、偏好的不同（同性/异性恋）等。处理人群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功能。而处理的方法，其实也简单，不管有多少属性，与国家的关系就是一种：公民身份。
显然，在公民身份之上，随意添加或强调民族身份，加剧甚至创造了人群的割裂，对于未来国家治理必有隐患。
知识精英，如果「有幸」作为国家的眼睛，应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尤其要将学术与政治严格区分。以学术为志业，无论研究人群的民族身份或者其他社会属性，可以大胆假设、不厌其烦、探究到底。但若引入政治，却不能不慎重又慎重，必不能以自己之学术成果成为政策而沾沾自喜。
为吾国吾民计，那些危险的政治理想，则应当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