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0月开始，坚持每周读一本书刚好满一年，这周精读书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用《论语》来完结为期一年的读书计划吧。
小时候学《论语》更多的是从语文课本里学，既要背下来教材里选录的经典句子，又要能准确地翻译出来；后面于丹老师百家讲坛讲解《论语》的节目大火，当时写作文索性就不参考那些高分作文集了，拿着于老师的讲课稿就当起了作文素材。恰逢这周9月28号是孔子诞辰，第一次完整地读一遍《论语》以向孔子致敬，选择的是市面最流行的杨伯峻先生的译注版本来读。
孔子的思想主要记载在《论语》这本书里，但《论语》其实是在孔子之后100多年出的书，也就是说，这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们把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听到的关于孔子的一些言论记录了下来。所以读《论语》的时候，还涉及到一个怎么读的问题。有的人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着读《论语》，如果要是专门做考据是可以的，但作为普通的读者的话可千万不要这么读。我们说《论语》不是孔子自己写的，是他的再传弟子整理的。时隔多年，孔子的徒弟们可能就有很多记忆的错误，而孔子的徒弟的徒弟又可能会听错、记错、领会错了。几千年流传下来，大部分时间《论语》的流传是靠一代一代抄录。抄录就一定会有笔误，那些我们读不通的地方其实很有可能就是抄错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那怎么办呢？因为《论语》的语言是较为口语化的文言文体，所以我建议：读不明白先放一下，我们先把没有歧义，能读懂的地方好好领悟一下。《论语》本来就不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正襟危坐地读很可能还不如随便翻翻读收获大；读《论语》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读完之后能够思考，思考之后能够用在修身养性上，能够为我所用，那才叫有收获。
下面就按“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儒家的思想渊源、微观儒学、宏观儒学”四个部分来讲讲我对《论语》的理解。
一、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
其实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几千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血脉里流淌的仍然是两三千年以来的中华文明，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基因已经像小时候吃妈妈做的饭形成的口味一样，改也改不了，而且成为了我们集体人格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钱穆说过，“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意思是说，学习本国历史、本国文化，要带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温情与敬意”。我们现在都算不上对本国的历史、本国的文化“略有所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被“截断中流”，我们已经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忘得差不多了。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能够算得上浸淫了传统文化？春节的对联、饭桌上做对子、上一辈的名讳、故乡的乡音，有多少早已遗忘，想一想，这是一件很悲凉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更需要慢下来，才能更好地应对。快速变化的东西无法给我们一种坚实的信任，无法给我们牢固的信心，但如果能够回到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就好比是一棵树，狂风能够摧折枝叶，但只要树干不倒、根系不断，这棵树就还有生命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大抵有三个来源，儒家、道家、佛家，在这三个来源中，儒家又是最正统的。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说，儒学乃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我们会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无意识地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从行为、态度、信仰等方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普通的民众更是如此，他们更认“老理儿”，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为了找到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更多地亲近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和"君子"的传统。中国的"君子"和西方的学者不一样，像西方学者那样为学问而学问，在中国的君子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中国的君子追求的是一种更重要的东西。这种境界可以叫做“知行合一”。中国的君子把道德看得比学术要更重要，而他们所遵循的道德，是一种比常人更高的道德，而且是一个世代传承下来的共同的规范。
所以我想，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该如何修炼自己？或许我们能够在传统文化里头去寻找营养。当然，仅仅靠中国传统文化是不行的，我们还要尽可能地吸收其他文明。但是我们的底色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基因。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就是在这个传统里头成长起来的，无论是读书人，还是普通的民众，血脉中流淌的都是传统的文化。回到传统文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修炼自我，找到我们的人格典范。
二、儒家思想的演变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在东西方都出现了哲学的突破，为人类文明奠定了基础。儒家思想即起源于"轴心文明时期"，当孔子在中国传道的时候，也是苏格拉底在西方、释迦牟尼在印度传道的时候。
孔子、孟子和荀子基本奠定了儒家思想，而之后虽然有今文、古文；宋学、汉学；理学、心学之争，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创新不多。就比如我们现在看理学和心学争得一塌糊涂，其实两者很多观点是非常相近的。往往争得最厉害的就是实际上大家都差不多的。同时我们很多人开始反思明朝，无论朱熹还是王阳明，更多地是在空谈，一空谈就误国。明朝为什么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动不动就去弄个东林书院，一方面是讲学，另一方面是臧否人物，看似在弘扬正气，其实也是在搞党派之争。所以，多花时间读《论语》、《孟子》、《荀子》这些源头时期、百家争鸣时期的经典，少花时间去钻研后来的门派之争，对我们后人来说可能更有意义。
三、微观儒学——
如何从个人的角度推演出伦理观
微观儒学，也就是如何从个人的角度推演出伦理观。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忠恕之道，讲的是如何推己及人。有一天，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我讲了这么多，其实就一句话。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什么叫忠？“尽己之心以待人”叫忠，就是用自己的感受去跟别人交往。什么叫恕？“推己之心以及人”，叫恕，就是别人如果做了什么事情，你把自己放到他的位置去想，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他。按照曾子的解释，孔子的学问其实就是忠恕之道。
而孟子则解释得更清楚。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又从不忍人之心推出来四端。看到小孩子掉进井里，就会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看到不好的事情会感到羞耻和厌恶，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遇到好事会先礼让，辞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根据我们的常识，就能判断出谁对谁错，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孟子认为，人们会在同情心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伦理。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儒家看来，人有亲疏之分，同情心是逐渐外推的。第一步先照顾好自己的老人，同时，拥有感知能力的我们，在看到别人家的老人也会有孝敬之心，这就把孝道推演到别人那里了。
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道理太熟悉不过了，也因此常会忽视它的独到价值。儒家的这些观点和西方启蒙运动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启蒙运动强调人人平等，按照这样的观点，你爱世人，要跟爱自己的家人一样；你爱遥远的异族，要跟爱自己的本族人一样。你爱世人，不是因为你理解了他们，而是由于道德律令，由于逻辑推理，由于法律定义，你必须去爱他们。西方人强调，每一个人在我们伦理秩序中的权重都是一样的，如果再极端一点，每一个生命在我们的伦理秩序中的权重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西方的观念有时候相当横蛮，西方人出于好意，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西方的想法是：我觉得正确的、我觉得好的东西，你一定也觉得是正确的，是好的。比如上帝，比如民主，比如自由贸易，比如性解放。
儒家并不这么看。中国的伦理秩序是一层层的圈子，最近的一层是你的家人，再往外一层是你的乡亲、同学、同事，直到五服之外，其他人就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这一朴素的推断或许更符合真实的人性。儒家的观念更为谨慎，儒家推崇的是“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愿意被别人欺负，所以我也不会去欺负别人。
这是一点不同，还有一点不同，正是因为儒家的伦理观念更为谨慎，更强调克己复礼，所以儒家不仅关心什么是该做的，而且更关心什么不应该做。也就是说，儒家不仅关心“正面清单”，更关心“负面清单”。
“正面清单”强调的是你应该做什么；“负面清单”说的是那些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从“正面清单”去求仁义，有时候会过犹不及。比如孝道，做到最后，到了“二十四孝”的地步，就会做成伪道学。所以，儒家强调的是对分寸感的把握，要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或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不能做的。世异时移，义有恒然，礼有权变。遵守道德不是按照一个“操作手册”机械地执行，而是要细心体察你所处的处境，权衡取舍，“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成熟来自于对分寸感的把握。这说的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要知道权衡，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儒也有比道难的原因：道家讲究的是减法，放得下就一身轻；儒家却要求出“二阶导”：不仅要看变化，还要看变化中的变化。
四、宏观儒学——
怎样理解社会秩序的形成
宏观儒学，也就是儒家是怎样理解社会秩序的形成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实没有社会的概念，也没有公共的概念，与人人平等的西方不同，儒家并不把人看成独立的个体，而是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把握人的社会定位。
那么怎样构建社会秩序呢？儒家提出，要讲“礼”。“礼”是宏观儒学最重要的概念，是一种仪式化的程序。想用“礼”来恢复社会秩序，但这样就得把原始的“礼”用新的方式阐述出来。 “礼失而求诸野”，孔子的贡献是用世俗的伦理哲学，重新解释了原来的巫术文明，把它变成一套完整、完善的体系。这有点像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重新解释了古希腊文明。
有了“礼”，就能推导出“礼教”。从表面上看，“礼教”似乎很僵化。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当君王要有君王的样子，当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当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当孩子的要像个孩子，秩序感非常清晰。但其实我们可能理解错了。
真正的礼不是程式化的礼，真正的礼实际上存在人心当中。孔子的想法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你自己做好了，别人就会跟着你做，所以我们讲要“树新风”。你不必去规范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的行为，因为这太难了，越规定得细致就越繁琐，越繁琐就越容易变形。不如提纲挈领，抓住最根本的。如果找准了原则，纲举目张，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同时前面我们也说了，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礼，要把握分寸，将心比心。
所以你看，中国文化这种讲究权变的传统和西方的“法制”很不一样。儒家强调的是"礼教"而不是法治。在儒家看来，严苛的法律并不能促成社会和谐，只要遵循礼就能够得到义，社会的秩序就能够比较稳定。
看起来这种逻辑很怪异，这是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西方平等、法治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不再是乡土社会，也不再是熟人社会，用民主和法治管理一个人口众多的庞大社会确实是更合适的，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儒家的逻辑未必不成立。孟子讲：“夫义，路也；礼，门也”，就是说从义出发，进礼这个门，最后就能建立社会秩序。西方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其实存在着很严重的缺陷。按照西方的观点，假如我们能够把权责界线划分清楚，就更容易合作。这就是经济学里说的产权明晰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有时候为了把界线划清，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各国之间打那么多仗，不就是因为要把疆界划分清楚吗？这值得我们去思考思考。
总的来说，我们读《论语》，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文化的根来滋养我们生活的枝叶。这个世界可能会变得混乱，人心会更加迷茫，我们时常会觉得困惑。想要在这个空空落落的世界里找到一点儿小小的踏实感，或许只能尽可能地去靠近自己的文化的根，这是滔滔洪流中让我们求救的一根柱子。林中有两条路，你是否会选择人迹更少的那一条？你知道，这条路走起来会更艰难，更孤独，但你也知道，这条路会让你更加心安。
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无非求其心安而已。心安，是我们能够追求到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