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挂着一幅字，写的是《洞天清录》中的一段：
“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娑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
这本书是专门鉴别古器具的书，被我辈收藏家奉为指南。能写出如此情怀雅趣的人，竟是个宋人，这着实令我好奇。
不得不说，宋代，以它沉积了千年的孤独，在我眼中幻化出无相之境，不断刷新着我的认知空间。
少年时期看宋代，看到的是一部战争史。在评书、戏曲和电视剧的传播下，《杨家将》、《岳飛传》几乎家喻户晓。伴随着忠肝义胆的杨家将、岳家军入眼而来的，是贯穿于两宋始终的战争。从开朝的统一之战，到辽宋对峙，西夏、金国崛起，到北宋灭亡、迁都临安，中兴之战，数次北伐，再到联蒙抗金，直到最终被蒙古所灭。大小战役，无数英雄。其间，更有金庸《射雕英雄传》的加持，对“靖康耻、犹未雪”的记忆无比深刻，强唐弱宋深入脑海。
那时，我眼中的宋代，是一个颠倒黑白、忠奸混淆的暗黑时代。无论是含冤屈死的岳飛、罢官而终的狄青，殒身殉国的杨业、从容就义的文天祥，似乎都难以善终。而臭名昭著如蔡京、童贯、秦桧、梁师成、贾似道等却能升官发财权势滔天。以邪压正成为两宋的常态。
更令人痛恨的是，从寇准、王安石到李纲，从宋神宗到宋孝宗，无论抗战的是皇帝还是大臣，结局都是如出一辙的令人唏嘘。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被指责为昏君；为岳飛平反、重用主战派的宋孝宗晚景凄凉；韩侂胄力主收服中原，却被当作巨奸，落得身首异处；赵竑太子一心除奸光复河山，终被史弥远杀害。总之抗 战者惨死，卖 国 者善终。
南宋林升的那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把宋代推上了少年的我心中昏庸无极的顶峰。
随着时光荏苒，大学时代再看宋代，看到的是一部文艺复兴史。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因为所学专业的缘故，发现宋代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科技发达，政治开明，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在重文轻武的生态下，造就了一大批文韬武略，冠绝天下的杰出人物。
政治家赵普、王安石、司马光；理学大师二程、朱熹；发明家毕升；自然科学家沈括；名臣韩琦、包拯；一代宗师欧阳修；贤臣吕公著、文彦博；学者周敦颐、曾巩、苏轼、张载；词人辛弃疾、柳永、李清照；科学家苏颂…随手拈来一位，必是星光闪耀。
此时，科学与艺术在这个时代结缘。指南针应用於航海，"罗盘"定型；活字印刷术被发明；火药的应用，让宋朝研制成功了世界上最早的原始炮管和大炮射弹；器耳熟能详的还有宋徽宗的瘦金体，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四家的词、五大名窑瓷器等等，不一而足。
古代人口真正意义上破亿，就是在宋代完成的。若论整体生活水平，南宋敢称第二，再没有哪个古代大一统的朝代敢称第一。
工作后看宋代，看到的是一部知识份子活跃史。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自春秋之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包容的时代。不能在朝堂上鞭笞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除叛逆和谋反外，皇帝对下属的不同意见，可以听之任之，可以贬官免职，但不能杀戮。
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科举制的推行，令寒门士子，农桑人家，都能学而优则仕。由于宋代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前朝历代都大，故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休；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上有包拯对宋仁宗唾沫横飞的直谏，下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感叹！
如今再看宋代，看到的是一部隐逸生活史。归隐与出仕在宋人身上实现了某种平衡, 既在乱世中有所规避, 又在适当的时机选择出仕。无论归隐还是出仕，宋人留给我们的都是最闲适的姿态。
这种小确幸，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能与之相比。王禹偁《五更睡》云：“如将闲比贵，此味致公卿。”苏舜钦《独步沧浪亭》：“时时携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晏殊《清平乐》：“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
无事之日，征歌逐酒，浅醉低唱，打理斗室中的器物，擦拭落在桌上的光阴，烹煮藏于柜中的老茶。有志之时，读书明理，日省吾身。案上诗书，院前枯荷，四时风景，用取由心。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这不仅是汤因比和马可•波罗他们的梦想，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梦想。假如真能穿越，那我一定选择穿越到大宋朝，那是文人的狂欢地，思想的跑马场。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