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贪腐成风的乾隆朝后期，王亶望的“捐监”冒赈案，无论从官级还是贪腐数额都绝对排不上前列。但他首创的“集团性贪腐”，却让乾隆大伤脑筋。乾隆在愤怒之余不得不修改律法，从宽发落涉案官员。王亶望也因此名垂“贪”史。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属甘肃河州管辖的循化厅（今青海循化县）发生了穆斯林新教与旧教之间的冲突。地方官员支持旧教，新教首领苏四十三聚众起义。
陕甘总督勒尔谨平息起义未见成效，引起了乾隆的不满，被罢官免职押送京城候审。
为了镇压起义，乾隆派军机大臣和珅前往甘肃督战。和珅督战失利后，乾隆又命大学士阿桂率兵前往甘肃征讨。
据《宫中档乾隆朝奏折》记载：和珅四月到达兰州后，写了一道奏折给乾隆，奏折中提到大军一进甘肃就天降大雨。
后去的阿桂到了甘肃后，也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汇报工作，其中也提到了甘肃连日降雨，大军无法前行。
这两道奏折本来就是大臣的例行工作汇报，但记忆力超群、政治阅历丰富的乾隆却在奏折中看出了问题，乾隆马上联想到这些年甘肃旱情的奏折。
原来，甘肃已连续多年奏报干旱，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生活艰难，请求朝廷拨发银粮赈灾。
那么为何和珅和阿桂的奏折都说甘肃连日大雨，雨势磅礴，大军难以前行呢？为何甘肃年年干旱，今年雨水却这么多呢？乾隆觉得其中定有蹊跷。
恰在此时，有官员在查办勒尔谨的时候又发现了问题。
勒尔谨因为平息起义不力，被乾隆革职拿办，并被查抄家产。勒尔谨家倒是没抄到多少钱，一共才七千多两白银。但是从勒尔谨的家奴家中却抄出来两万多两白银，这个不符合常理的结果让乾隆提高了警惕，他觉得勒尔谨一定有问题，于是让阿桂留心查一下。
勒尔谨的事情还没完，甘肃那边又送来一个猛料。
陕甘总督勒尔谨被查处以后，甘肃地方官员都非常害怕受牵连。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主动向乾隆帝上奏，奏折说：“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
一个布政使一年的薪俸加养廉银大概是7000两银子。王廷赞当布政使四年，就算不吃不喝，也只能攒下2.8万两银子。乾隆觉得很奇怪，甘肃是个地处西北的穷地儿，一个布政使居然如此阔绰，一出手就捐4万两，他哪来这么多钱？政治嗅觉敏锐的乾隆马上又联想到了另一件事。
四年前，也就是1777年，乾隆南巡视察海塘工程。时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为拍领导马屁，奏请捐资50万两白银修海塘坝。而王亶望正是王廷赞的前任。
这几件事联系在一起，让乾隆疑窦丛生。王亶望和王廷赞都不是富二代，而且工资收入有限，为何一下子能拿出这么多钱呢？联想到二人先后在甘肃任职，乾隆推测他们两人的问题应该是出自甘肃。
于是，乾隆命阿桂和李世尧前往甘肃查明实情。
事实证明，乾隆的感觉完全正确，经过阿桂和李侍尧的明察暗访，一桩隐匿长达七年之久的贪腐大案渐渐浮出水面。
简单介绍一下案情经过：
甘肃连续七年上报灾情，请求朝廷拨发银粮救济，但实际上，甘肃并未大旱。之所以上报旱灾，是为了方便通过“捐监”明目张胆的捞钱。
清朝时，国子监是国家官员的最高学府，类似于今天的中央党校。进入国子监读书，意味着一条腿跨入了官场。想进入国子监，有三种途径，第一靠自己的真才实学。第二拼爹，如果你有个当大官的爹，那么恭喜你，你家有一个名额可以免试入学。如果你没有真才实学，也没有个当大官的爹，那么只有第三个途径了，那就是拼钱。可以通过“捐监”的方式，获得国子监的入学资格。“捐监”的人，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粮，遇到灾荒即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
由于“捐监”破坏了入职官场的公平性，且等同于朝廷公开卖官，因此，这项制度在顺治后期曾一度被停止。
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在甘肃率先恢复“捐监”，于是，“捐监”成了王亶望的摇钱树。
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父亲是江苏巡抚王师。王亶望是个举人，后来拿钱买了个知县。几年之后步步升迁，官至浙江布政使，并暂代浙江巡抚一职。
王亶望的父亲王师以廉政闻名官场，乾隆觉得王亶望定能谨守家风、廉洁奉公，因为对他寄予厚望，才将甘肃“捐监”工作交给他负责。
王亶望头脑灵活，走马上任甘肃以后，他很快就发现了“捐监”制度有漏洞，最终没有抵制住诱惑，迈向了贪腐的深渊。
王亶望用三寸不烂之舌劝动了陕甘总督勒尔谨，对“捐监”采取了不同以往的做法。他首先把“捐监”大权由州县收回省里，由省里确定未来各个州县的监生名额。
然后又把捐粮改为捐钱，就是只收钱，不收粮。原本一个监生应捐豆麦粮米43石，改成捐55到60两银子。
同时，连年向朝廷谎报灾情，说旱灾害得老百姓靠吃草皮树根为生，使“捐监”的“粮食”有了合理合法的使用途径，还可以获得更多的监生名额，进而捞取更多的油水。
由于王亶望“捐监”大权在握，各州县的官员为了多争取监生名额，好从中捞一笔，一方面上报假灾情，另一方面拼命给王亶望送礼，这就使甘肃全省从上到下形成了一条利益产业链。
事实上，监粮从头到尾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变来的白银。
实行“捐监”以后，乾隆觉得监粮数额巨大，曾经有过怀疑，期间也派官员下去开仓查粮。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官员得知朝廷派人来查粮，事先在粮仓下面铺架木板，在木板上撒上粮食，给人造成了粮仓满囤的假象。乾隆信以为真，就不再追查了。
人的欲望之门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王亶望不但通过“捐监”捞钱，还向下属索取贿赂。如果想报灾情换取监生名额，就必须给王亶望送礼，依据送礼多少换取名额多少。有的地方官为了送礼方便，在省里开设办事处，派人常驻，以便随时打点。
王亶望收礼还有个规矩，就是下属送礼时不能让他看见，否则他是不收的。于是大家纷纷开动脑筋，把礼银塞进菜筐、酒坛里，或者让府内下人转交。
就这样，甘肃全省官员争先恐后地行贿受贿，串通一气地隐瞒包庇，营私舞弊，使得地方监督体系全面失灵。
经过多年的“努力”，甘肃的“捐监”成绩非常“伟大”：国家付出了27万个监生名额，账面收入1600万石粮食；实际情况是，官员分赃1000多万银子，相当于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这1000多万两白银，国家一分钱都没收到。其中，王亶望一人独吞300万两。
直到苏四十三起义，甘肃“捐监”冒赈案才阴差阳错地曝光。
如果按照当时法律，贪污“数在1000两以上者拟斩监候”，那么甘肃的官员基本就被杀尽了，甘肃将变成很多衙门无人主政的局面。
乾隆虽然很愤怒，但不得不“法外施恩”，临时修改大清律例，将“生死线”提高到贪污2万两以上者立斩。即便是这样，也杀了五十多个官员，加上自尽的，吓死的，甘肃的政府部门几乎处于停摆状态。
甘肃“捐监”冒赈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集团式犯案，以勒尔谨、王亶望为首，甘肃全省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无不染指有罪。这样大规模的集体作案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放眼整个古代史也是非常罕见的。乾隆十分寒心，当即下令停止了甘肃的“捐监”一事。
有趣的事，王亶望犯案被抄家后并没有让其他省的官员引以为戒，居然还有人敢把抄家所得调包据为己有。关键是他据为己有的东西是乾隆也喜欢的赃物，于是又引发了一个案中案。请待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