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情，如果形成了惯例，就很少有人会考虑是否合理。涉及到利益问题，再想改变，简直难如登天。
歙县独自承担的“人丁丝绢”税，在上层的介入和本县官民两界的争取下，终于看到了改变的曙光。六县大辩论持续了半年，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都要求查阅黄册。黄册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面征派赋役，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它是一手资料，最具权威。
应天府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成立了专门的班子，开始了艰难的查阅工作。结果……黄册中与丝绢税关系密切的最关键的“乙巳改科”记录，完全丢失。
这里面有没有猫腻，诸位看官自行判断吧，反正没法考证。黄册丢失，上面固然头疼，下面更是沸沸扬扬，“六县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
黄册没了，问题还在，总不能由着下面一直闹下去。南京户部给出了一个方案：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再把所有税赋合并，两下一除，均摊下去，再折成银子（之前是征收丝绢）。搁置历史争议，推行均平赋役之法，这个思路，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税、杂税都合并起来，归于田地，计亩统一征收银两。
经过上层讨论，或者说博弈，定下了第一版解决方案，简而言之就是8780匹丝绢折合白银6145两，歙县负责。但歙县在其他杂派均平银中，减去3300两，分摊给其他五县来交。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银子的丝绢税，歙县和其他五县分别负担46%和54%，大致符合各自的经济比重。
这个方案得到了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歙县人）的肯定，上奏天子，请下了圣旨。
歙县人民欣喜若狂，其余五县怒气冲冲。然后，五县乱了。
具体怎么乱，只说两件事。婺源县有一个叫程任卿的人，趁着知县去职、新任长官未到的权力真空期，联合当地乡绅大族，在县衙隔壁的紫阳书院成立议事局，自治了。新任知县到来后立即被议事局控制，要求呈文申冤，把税制改回去。这个议事局内部也乱糟糟的……不细说了。
休宁县更乱了，吴大江、程时鸣等人带头闹事，挟持休宁知县陈履，以知县的名义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布政司衙门发去飞报，造谣休宁、婺源两县遭到一万多名歙贼的入侵，情况十万火急……
另外三县和歙县自然也没闲着，谣言满天飞，民间冲突不断。
最后，徽宁兵备道带着兵马出手收拾了这场乱局。抓的抓，抚的抚，程任卿、吴大江、程时鸣……带头闹事的都抓了，还有一个帅嘉谟。
帅嘉谟的罪名是“以歙县津贴之费，输纳冠带，夸张梓里，以致五县居民愤恚不平，哄然群聚。”简而言之就是挪用了四十两公款给自己买冠带显摆，造成五县之乱。
不管抓了谁，问题还是没解决。五县对于“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税，依旧不认可，民乱的隐患依旧存在。
于是上面算啊算、斗啊斗，最终定了第五版方案。过程很有意思，但是太复杂，不说了。第五版方案是怎样的，妙在哪，还是抄马亲王原文吧。
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2530两。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集妥协、折中之大成，把负担压力分散到歙县、徽州府、兵备道等诸多方面。这样一来，歙县少交了2000多两银子，心满意足；五县一点负担不用加，也心满意足；徽州府和兵备道略吃了点亏，但消弭了一场大乱，杜绝隐患，也合算。
对朝廷来说，一则上交的税款并不短少，二则趁机清理冗税杂役，统一钱粮，对一条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这个方案真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难怪执笔者得意地称其为“共免两全法”。
这一次，上上下下俱松了一口气。兵备道赶紧发布大字榜，通告六县新的税制，并得意扬扬地宣布：“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册，永为定规。”
丝绢案到此为止，接下来，就是秋后算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