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83年的时候，我已经预感我很快会离开这里了，可能是部队的一种养成，就是工作到了最后一天，我也一定会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到最好，也就是传说中的“站好最后一班岗”。
从上海开完鉴定会回来以后，我有幸和组内骨干成员婉姐共同一个课题。
婉姐1966年大学毕业，在单位，她是个人物。
她个子不高，大家出身，纯正的上海人，但一点没有上海女人的那份矫情。如果在英国，她应该算是地地道道的贵族了。
伟大领袖早期的一首诗作，“和”的就是她的近亲，而她的父亲又是学部委员，在中科院一个上海所任领导，科技成果在国内外斐然。
她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家教特别好，本人多才多艺。
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没有结婚，一直是农研院引人瞩目的人物，算是个首席“剩女”，八卦中的八卦。
婉姐虽为“剩女”，但绝不将就，其实每天午休，研究院都有几个“小鲜肉”到婉姐这里登门拜访，找各种理由向大姐献殷勤。
婉姐是来者不拒，嘻嘻哈哈中透着淑女风度，让小鲜肉们垂涎三尺又欲罢不能，大姐从中取乐，其实自有妙招。
我们俩组成一个课题组，共同完成昌平南邵蛋鸡场老韩和我们合作的一个太阳能烘干装置的设计和试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相互熟悉了解，不知不觉成为朋友。
由于工作需要，在蛋鸡场老韩给我们准备了不错的两套单间，这样我们可以住在养鸡场，踏踏实实工作。
房间收拾得非常整洁，也很舒适，我们特别满意。只是鸡场的伙食稍微素了点，就借了一辆自行车，我带着婉姐，穿行在乡间的想路上，时不常到昌平县城，打打牙祭。
我们俩吃饭挺对路，都属于无肉不香的主儿，印象最深的还是昌平县城的馅饼，肉厚皮薄，外酥里嫩，油乎乎的很好吃。
老韩也够意思，每隔两三天就会让橱子给我们做一只烧鸡，说是烧鸡，也不知道师傅是怎么做得，特别咸，但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在南邵，我们的工作非常顺利。
不过不久期间婉姐做了一件轰动农研院的事情。
1983年春节前，婉姐照例和每年一样，享受一年一次的来回路费报销且不扣工资奖金的探亲假，回上海了。
忽然能源动力研究室女书记接到婉姐的一封加急电报，是要求单位给她开一张结婚介绍信，并申请晚婚假（以前结婚登记是需要单位或者户口所在地的结婚介绍信的）。
女书记读后非常高兴，兴冲冲地办理此事，可是加急挂号信还没有发出，又是一封加急电报来了，婉姐申请产假和晚育假。
按照当时的政策，生孩子的麻烦还不少，什么结婚证，生育指标，计划生育指标，我也数不清楚，此时正值春节大假之前，人心思假，各部门办公找人都难，女书记也是50多岁的人，楼上楼下院里院外一顿忙活，终于手续办好，加急挂号信邮出。
女书记真担心，孩子生下来，手续办不下来，耽误了婉姐的大事。
由于我一直和婉姐在一起工作，院内各种八卦爱好者纷纷找我了解“内情”，甚至个别人还胡猜乱扯，把婉姐和我弄在一起。
我本人从来没有注意婉姐是不是怀孕，而她好像永远穿一件半搂儿花呢大衣，加上本来个子就不高，稍微宽大的衣服里面，谁知道是什么名堂。
我很佩服婉姐的勇气。
在那个年代，别说未婚先孕，就是未婚同居，也会被人家把后脊梁指破。
婉姐历来十分淡定，我行我素，即成习惯。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果内心不够强大，一个弱女子如何承受？
她的所有假期结束以后，又请了不少时间事假，等她回单位，我已经到大学报到了。
以后我专程到她的的那个近亲家探望婉姐和她的儿子。
这时候我们已经不属一个单位，说话很是放得开，我假装小报记者问她：“您早知道您怀孕，为什么不结婚？”
答：原来打算十一国庆节领个结婚证，后来给忘了。
又问：“孩子的父亲是？”
她伸出一个手指头，放在最前，吹一口气，坏坏地一笑。
此时恰好有个帅帅的男人进屋，此君就是婉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我以前还真不认识。
这时候我终于知道了她的芳龄，39岁！大学毕业正好17年。
婉姐让我懂得，人在这个社会里有很多种活法，只要内心足够强大，自己走好自己的路，比什么都重要，至于别人怎么说，随他们去吧。
图片：奉子成婚，如今已被社会广泛接受了（资料选自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