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说的带兵，并非简单的管理和训练士兵，而是指对一支队伍的经营，即部队的建设，或者说是相对于军令的军政问题。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一些军迷的言论，特别是那些没有部队带兵经历的军迷的言论，简直就把做一名将军看作学者著书一样，看作运动员下棋一样，可以不考虑任何外界的干扰，可以不使用丝毫的情商，似乎只要军事修养高深，战术作业优秀，就应该是一名合格的将领，就应该是军事家，就应该是元帅，就应该怎么怎么样，而完全忽略了面对复杂带兵环境如何应对对于一名将帅的重要性，不知道一名将军他的业绩必须是体现在政局诡异的社会空间和千军万马组成的阵营里，而不是体现在安静平和的讲台上，不是体现在没有一丝干扰的书房里。
民国这38年间的军队，哪怕一个师长甚至一个混成旅长都不能不置身于政治漩涡中求生存，一个将帅之选首要的条件往往不是你打仗的能力如何，而是你带兵的水平怎样。而打仗，却往往是参谋长（或者是副职）的主业。比如张作霖，他自己也说自己不会打仗，可奉军中却没有谁能取代他；比如谭延闿，他打仗全靠鲁涤平，可鲁涤平同样也无法取代谭延闿；比如阎锡山，此公著述颇丰，关于军事指挥方面的东西却并不多见，可见其主要精力不在于此，或者说他的角色要求不在于此。在我军中，陈毅基本上也是类似的角色。
单挑独干的军阀是如此，独撑局面的方面大员也是如此。比如胡宗南，比如汤恩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老蒋的爱将，怕不是因为他们打仗的本事怎么样吧？还有许多，比如张福来，比如张作相，他们能识几个字，懂什么打仗，但却长期执掌兵符，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一点不难，在民国时期，一支独立的军队要想生存与发展，有许多远比战术作业、甚至远比打仗更重要的事情需要领导者去操心，比如部将的统驭，比如粮饷的筹措，比如地盘的争夺，比如械弹的补充，比如兵员的征集，等等，这是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每一个带兵主官的事情，是远远不同于今天当一名军长师长那样省心的。你要是解决不好这些问题，你就别想坐稳你的宝座，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仅仅靠打仗，并不仅仅靠你读过多少兵书，进过多少科班。
在那个群雄割据胜败无常前途渺茫友军又时时想着挖你墙角的时代，作为一名部队长，所依凭的，可远远不是上级那一纸任命。要是没有点纵横周旋的本事，就是给你个军长师长，你也坐不稳。给你一块地盘，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让人家给挤没了，给你几个师的兵力，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让人给挖走拉走了。
咱先不说军队的外部环境如何应对，即便仅仅从军队内部的制衡来说，也不仅仅是单凭战术修养如何高深就可以胜任的。因为你指挥的是人，不是棋子，不是机器，因而所有这些也就不是仅凭书本知识就可做好的。它需要有相当的艺术，而这门艺术，不是从教科书中获得，它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很大程度是与个人的天赋、阅历相关的。你手下那么多官兵，他们能否服你的管听你的令，或者说你能否将你手下的骄兵悍将镇压的住，让他们供你驱使为你玩命，也并不全靠你沙盘作业如何优秀，不全靠你战场上拚杀的功夫的。中原大战后撤退到黄河以北山西境内的西北军残部，在被张学良整编成东北边防军第3军（第29军前身）时，原是准备要张自忠任军长的，但后来石敬亭的一句话：你能驾驭得了刘汝明那一帮子人吗？让张自忠知难而退，于是才推出宋哲元来当这个军长。所以，一个不愿意看到却也必须看到的事实是，在那个年头要作为一军之主，驾驭手下人的功夫，远比战胜敌人的功夫更重要。民国初年那些个反清独立登上各省都督宝座的年轻的士官生们之所以昙花一现就迅即地败下阵来，恐怕并不是战术修养的原因，而极有可能就是他们驾驭政局与带领部队的经验与手段出了问题。
其实，就是联系到现实中去理解，也不难。比如一个独立经营的化工厂，厂长却未必一定是化工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比如一所民办的医院，院长也未必一定是医术最高深的医生，因为要想使他这个工厂这个医院生存下去，厂长院长们所要具备的，还远远不仅仅只是学术造诣上的功夫，他要跑通各种关系盖上几十个公章办下来执照吧，他得打点好黑道白道无休无止的纠缠吧，他要考虑手下员工们的福利吧，他要考虑如何地合理调配才能使员工们发挥出更大的创造力吧，他要考虑如何地引进人才并保留住这些人才吧，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并不是你在高校曾获得过什么学的博士发表过在国际上有多么大影响的论文就可以胜任的。
在今天我人民军队中，情况与诸候混战时的民国军队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地盘用不着考虑，兵员的征集用不着考虑，官兵的粮饷用不着考虑，械弹的补充用不着考虑，又因为有着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也不用太担心你带的部队会被人策反倒戈，但即使这样，作为一名称职的团长师长，还仍然有许多诸如与左右的协调、对上的争取、对下的统驭等等远比战术作业更要命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仍然不是在教室或键盘上讨论战史那么简单。笔者本人一位陆院的同学可作为一个典型，该同学战术作业特别的优秀，说起某段战史典故如数家珍，讲到某个兵要地志头头是道，各种军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一篇接一篇，作战训练计划制定的倍儿周详，图标的倍儿好看，当个参谋常常的立功获奖，可他当个连长团长就是不行，对下没威信，统驭无方，不能令人敬畏；班子内没人缘，不能团结人，也不敢斗争，说话没份量；左右不逢源，到机关去活动一点经费或争取一点援助，别人能争取得来，他就是争取不来。部队带的稀稀拉拉，毫无士气。可见带兵、打仗，尽管这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但也的的确确不是一码事。而要想当好一名主官，我感觉带兵比打仗更重要。至少在当今，仍然如此，至于在民国时期，就更是如此。
前几年听国务院某司长关于领导问题的一个讲座，在讲到当今中国与美国的差异时，有一组数字十分有意思，他说在美国做一名合格的领导，需要用25%的精力去协调上下左右的关系，用35.71%的精力去驾驭你所带领的团队，而对于你这一行的专业知识的熟悉与掌握，只需用39.29%的精力即可。而在中国，若想做一名合格的领导者，则需要用42.86%的精力去打点上下左右的关系，用38%的精力去管理驾驭你手下那帮子人，对于你这一行的专业知识的掌握与熟悉，只需用19.14%的精力就足够了。
我在想，这样的精力分配对于一名军队的将领，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呢？这名司长的这组数字，说的是当今和平时代的公务员队伍，而今天，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已经是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不再是民国时期那种政局比战局更加动荡的岁月，可既然今天尚且用那么多的精力去用于协调关系和管理团队，那么作为处处刀光剑影时时勾心斗角的民国时代的军队将领，大概就更是如此。
在一部民国史中，有许多将领是既能带兵又能打仗的，比如吴佩孚、孙传芳、郭松龄、傅作义、白崇禧等。但也有的，是只善于将兵将将而不善于排兵布阵的，比如张作霖、阎锡山、陈诚、陈毅等。还有的，则是属于那种军学修养深战术造诣高却不善于应对上下左右复杂人际环境，因而也难能独领一军独当一面的，比如蒋方震、黄毓成、李藻麟、徐培根等。这后一类人物，如果在法制建设十分的健全、军人的责任意识完全胜过感情因素，指挥部队就跟指挥木头制作的棋子一样不用情商就可以玩得转的军队中，也许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将领或统帅的，但在目前，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美国，恐怕都不成，而在民国那个政局特别复杂的时期，就更不成。
